求《楚纪》

[梦唐尧]

《楚纪》是一部保存楚地文献、详载明代两湖历史文化的鸿篇巨制。该书体例具有探索性，其内容则可为当今研究区域历史文化提供资源或资料线索。“四库存目”称其“殊不足观”，其实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忌讳。《湖北文征》在收录《楚纪》撰者廖道南的作品时，有一明显失误.

明代是湖北地方文化较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嘉靖年间廖道南所撰的《楚纪》，努力保存一方文献，极具地方文化特色。但人们历来对《楚纪》及其撰者知之不多，以至常有曲解《楚纪》和误会撰者之事。

一

对于《楚纪》，容量浩博的《四库全书》并未将其收入，只以“存目”的形式作了基本否定的概述：“此书为（廖）道南归田以后为世宗（嘉靖）作也。大旨以为太祖平陈理于武昌，实开定鼎之基；世宗复由安陆履帝位，更启中兴之业。故以楚地为受命之符，天心所归，博采古今，铺张润色。……凡一人一事与楚地稍有涉者，亦必牵引以入焉。道南在当时颇负文名，此书亦殚十余年精力。其末卷‘景则’纪中有‘原胄’、‘叙宗’、‘感遇’等篇，详述己之世系出处，仿太史公自叙，盖隐然以其书比于《史记》，然体例芜杂，援引附会，殊不足观也”。

现在看来，一方面是此一“考评”部分失实，过于严苛，影响了后人对该书的印象；另一方面是《楚纪》全书有60卷约120万字，篇幅过大，所以自嘉靖二十四年（1545）该书撰成，翌年由蒲圻令李桂助其初刻成书之后，就一直没有任何形式的重刊或节录。因此接触过该书的人可能甚少，以至《湖北文征》的几代编者在收录作者本人的《楚纪序》（原作《楚纪叙》）时，都不是根据《楚纪》原书而是采自雍正朝《湖广通志》。幸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中发现上述初刻本并加影印，才使今之读者得窥《楚纪》全豹。

称《楚纪》为撰者“归田以后为世宗作”，真不知所据何在？说撰者“隐然以其书比于《史记》”，更是错误的想像之词。据撰者自己的“楚纪叙”说，“先是中丞车公纯、柱史伊公敏生巡视衡潭，咨诹蒲里。若曰昔者司马子长（司马迁）留滞周南，乃撰《史记》；君实（司马光）屏居涑水，乃撰《通鉴》。子，旧太史氏也，藏修山泽近十年矣，所著维何？”可知廖道南是在去职回乡近十年之际，才在来访的车纯、伊敏生的激励劝说之下，起念撰写《楚纪》的。而且撰者以为，“人臣为利禄而效忠，则其忠必不尽；君子为名誉而为善，则其善必不成。是故有心于为文，未必因文以见道；无心而悟道，容或积久而成章。”于是“殚精竭虑，九年于兹”，到嘉靖二十四年秋才完成书稿。不用说此时廖道南睽违“天颜”已久，而且年已老迈，不可能因“利禄”、“名誉”等功利性的目的而潜心“为世宗作”这样一本大书。

再从嘉靖帝在《楚纪》一书中所占的篇幅来看，也是很少的。《楚纪》的架构思路，从空间而言是以楚地（包括湖北湖南）为范围；从时间而言是从古到今（即撰者当时）。但出于“钦天道”、“尊其所尊”的缘故，廖道南要“见皇祖（指洪武帝朱元璋）丕显之谟”，“见皇上（指嘉靖帝）丕承之烈”，所以把朱元璋与楚地的关系置于该书卷1“皇运内纪前篇”，然后对建文、永乐直到正德等明代九帝均略而不提，而把嘉靖帝与楚地的关系置于卷2“皇运内纪后篇”。卷1记述了朱元璋打败陈友谅，降伏陈理，以及徐达、常遇春、杨璟、汤和等打败元朝在两湖的守将，剿灭两湖山寨顽匪及陈友谅部曲伪臣的过程，记载了明王朝在两湖设立的行政组织，还有朱元璋针对两湖军政事务所颁谕旨，以及宋濂的《平江汉颂》等。卷2交待了嘉靖帝如何因明武宗无嗣而以堂弟身份继承“大统”，然后记载了嘉靖七年亲制的《显陵碑文》，十八年“大狩兴都”即回钟祥祭父之事，记录了嘉靖帝的《宣喻承天父老》的口头讲话。还有就是嘉靖回銮时，廖道南曾到钟祥“恭谒圣驾”并呈《圣主南巡江汉赋》。《楚纪》所载洪武、嘉靖与楚地关系的内容仅此而已，每卷均不足二万字。

接下来的“皇运外纪”前后篇记载的是传说中和历史上与楚地有关的帝王；“国基内纪”前后篇和“国基外纪”前后篇则记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及同时楚地的方国与封国，还有秦汉以后到明代以前楚地的封国、诸侯国，最后是记载明代分封在楚地的楚王、湘王、潭王、襄王、荆王（从江西迁蕲州）、荣王（封于常德）、歧王（封于德安）、雍王（封于衡阳）、岳怀王（嘉靖之弟，封于岳阳）等“世系”及这些宗藩的文字之作。以后从卷9到卷终，更基本不涉及洪武帝与嘉靖帝。所以说，称《楚纪》是“为世宗作”，根据不足。

因为廖道南在《楚纪》末卷“详述己之世系出处”，就说撰者是“仿太史公自叙，盖隐然以其书比于《史记》”，显然也是过甚之论。从廖道南的《楚纪叙》可知，劝他撰史的车纯、伊敏生是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例，但廖道南本人在“叙”中却回避了两司马，而称“观诸杜佑《通典》、郑樵《通志》，率皆矢忠，乃克就绪”。这一是因为廖道南知道，《楚纪》的体例距《史纪》、《资治通鉴》太远，而与《通典》、《通志》稍近；二是司马迁遭宫刑而有怨，司马光屏居洛阳而心中不乐，而廖道南自己虽然“屏居已历十秋”却依旧“矢忠”于大明王朝。可以说廖道南根本上就没有“以其书比于《史记》”的意图。

至于说《楚纪》中详述撰者的世系出处（还有《四库存目》中未曾指出的，《楚纪》在“昭文”、“孚谏”、“穆风”诸卷中大量录入自己的诗文、奏疏和谏章等），或许确有“扬才露己”之嫌，但这实则牵涉到“史著中能不能有作者自我”的问题。从既往的主张看，强调史学的客观性的人们认为，史著要体现历史的客观性，就要尽力排除著作者的主观因素，如实再现历史而且“价值中立”，一切功过是非都留给读者判断。强调史学是客观的历史与研究者主观意识的结合产物的人，则承认并重视史家“主观”的作用。其实，即使是公允客观地再现历史事物和历史过程的史著，至少在选取材料，决定取舍从违时，就有了“隐藏的自我”；如进而加以是非褒贬和价值评判，就会出现“公开的自我”；而记述“当代史”，尤其撰者本身又是“场景中人”的话，史著中留下了撰者的言动和思想，正好能给予后人进行“论文且论其人”的研究。就这点而论，史著中如果完全没有作者自我，倒会给研究者增加不少困惑。

二

《楚纪》“体例芜杂，援引附会”吗？这点也有讨论的余地。

该书“为纪十有五”，除上面谈过的“皇运”、“国基”，以及末卷的“景则”特别标揭出自己所景仰的先贤并记述撰者的世系与经历之外，其余十二“纪”分别为“征献”、“懋庸”，记载从上古神话、传说到有明文记录的与楚地有关的事迹、言论乃至作品。“崇道”记载自宋至明的理学名家的传记和文字著述，以及明代楚地的州学、府学、县学和书院，收录有多件“儒学记”、“文庙记”、“学记”和“书院记”。“昭文”记载从屈原到撰者当代的楚地文士的传记和作品，包括撰者自己的“清北八箴”，即对巩固北部边防的意见，其中“辽东箴”摆在第一，即放在最紧要的地位。“孚谏”的篇幅最大，记载楚地历代忠谏之士对皇帝的建言，其中收录明代谏章（包括撰者自己的）最多。“稽谋”记楚地历代智谋之士。“树节”则记节义之人。“经变”和“阐幽”在“义例”上颇能显示《楚纪》的开创性，本文随后将略作展开。“考履”记行善去恶的人和事。“登绩”则记仕宦功绩。“穆风”专记诗文词赋。撰者在这样的“体例”类目之下，把数千年间与楚地有关的传说、人物、事件、地方制度，尤其是明代的有关谕旨、谏章、文告、诗赋、文章及学术文献一一录入，可说是博采古今，包罗万象而又有条不紊，剪裁得体。

“经变”、“阐幽”和“孚谏”三纪特别值得多说几句。

《楚纪》在“经变”内、外纪的前、后篇中，记载了楚令尹子玉、楚大夫屈瑕因刚愎自用而战败的史事；也记载了楚国大夫昭奚恤、昭阳、景舍、景鲤、景翠死国的忠义；还记载了汉代刘玄、刘焉、刘璋等或率先举义或割据称雄但终归失败的史事；而重点记述了元末徐寿辉、明玉珍、陈友谅起兵反元而最终归于明朝一统天下的历史过程；最后写到“楚藩之变”和嘉靖初年湘西腊尔山龙求儿领导的苗民起事。廖道南在把这些变乱分为几种类型后，总结说“天下之事其变也无穷，而其伏也无尽，君子亦惟经德以褆身，经世而裕国，处变而不失其常”。历史不是直线前行，不会总是合于“常”道；而且“变不虚生，必有所召”，即不可否认变乱有其客观原因。君子对待变乱的态度，首先应该是“思患而预防”，如反省自己的所思所行是否正确，朝廷决策和地方的治理是否合理有效，从而“转否为泰”。万一“几不我投，事与时悖”，变乱终于发生，君子应该“处变而不失其常”，“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亦其分焉耳”。变乱是坏事，但应努力变成好事，“君子经之，善图后效，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故“圣人经变而后能弘化，君子制变而后能昭节”。廖道南的历史观中显然含有某些辩证思维。
具体说到元末明初的徐寿辉、明玉珍、陈友谅时，廖道南称元朝的统治就是“变”而非“常”，“世至于元，日月隐曜，星辰失度，山川滋沴，人物罹灾，薄海内外，逆气纷扰”。在这种非“常”之际，上述三人率先反元，虽然各自表现有所不同，如徐寿辉“以一木强之夫，假左道以嗾胡”；明玉珍据四川后“奉弥勒”，“赋税十取其一”，并与朱元璋“通聘问”，因而“民咸怀之”；而陈友谅“可谓勇矣，然……卤戾罕俦，残虐无餍”。但在客观上他们都如“项羽为汉之先驱，李密为唐之先驱”，“肇开炎运”，为大明的一统大业开辟了道路。因此廖道南说，这是“天假于群雄，以为真主之先锋”。用“经变”论和“先驱”说对徐、明、陈三人的历史作用给予了若干正面评判。当然，廖道南以种族观念完全否认元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赞赏元末群雄“翦除腥胡”的大业，这在今天当然可以商榷，但他的“经变”说所体现出来的史观和史法，显然具有某些探索精神和可供借鉴的意义。

在“阐幽”内、外纪的前、后篇中，撰者记述了先秦时楚地的楚狂接舆、老莱子、楚津渔父、汉滨老人，东汉的庞德，唐代的“茶圣”陆羽，明代习白沙学的嘉鱼二李（李承芳、李成箕）的事迹，其中尤用较大篇幅记其高祖廖均用如何躬耕，督子孙“树艺”，终成“储谷至二十万石，畜牛至五百余头”的富室，遇大灾之年“仓廪尽发，粒米不偿，人称为长者”的家族故事。这些如同撰者所说，皆属于“幽人履贞，达士大观”的内容。

中国传统史学过于偏重“垂训”和“资治”的意义和功能，到近代受西方史学影响，人们认识到史学的意义和功能的范围都可以扩大。民国初年东南学派的经史学家姚永朴在《史学研究法》中提出，史学应具有“追远”、“合群”、“资治”、“征实”、“阐幽”、“尚通”六“义”。其中谈到“阐幽”时，他解释说，阐幽乃是“发明人之所不见，其类可分为三：一是“表微”，因为“微者人所最易忽，表而出之，则幽者阐矣”；二是“推见至隐”，通过实证与逻辑，发掘出历史深处最隐秘而又根本的所在；三是“发潜德之幽光”，尤其是“德之所助，虽贱必申，……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在廖道南的时代，中国史学尚未受西方史学影响，故《楚纪》对“阐幽”的重视和运用，可以说明中国传统史学确实具有同西方史学接近与融合的性质和机能。

再说“孚谏”。前已提及在《楚纪》60卷中，“孚谏”所占篇幅最大，约有七八万字。此部分除记述从先秦到北宋楚地著名谏者的经典谏言之外，绝大部分是记载明代出身两湖的官员所奏谏章及坎坷遭遇，共计16人。其中有关湖南华容人严永浚、郴州人何孟春、湖北黄梅人石金、汉阳人戴金风（时有“楚有二金，台中铮铮”之说）的事迹与言论最详。尤其还全文录入了廖道南自己从嘉靖六年到十年上奏的《陈九畴疏》、《星变陈四事疏》、《应诏陈六事疏》、《日食陈五事疏》、《彗见陈二事疏》等。

上述谏章广泛涉及明代尤其是嘉靖朝前期的种种问题，诸如边患、灾荒、朝政不修、兵疲民困、吏治腐败、横征暴敛、史职不备、刑法残苛等等。廖道南皆直言无隐，建议认真对待，加以改革。尽管他深知为谏之难，曾总结说，君上难免或“猜忌而积疑”，或“刚愎而自用”，或“优柔而寡断”，或“回遹而多辟”，因为谏者往往被“疑其激”、“疑其抗”，甚至“以抵于危”。然而“孽雄干纪，以凭城社，弗谏则势危；寰宇震惊，裔夷陆梁，弗谏则厉阶；邪正混淆，互訾为朋，弗谏则道蚀”。为了解除国隐民瘼，作为官员，理当“不卖直，不以为邀名，苟有利于社稷”，“沃心陈善，逆耳批鳞，委其身而不顾”了。使命感和责任心使得廖道南知其难为而为之，结果终于免不了还在年富力强之时就被“屏退”归田。

故从“孚谏”内、外纪的前、后篇中，读者不仅能认识当时的种种制度缺陷和社会危机状况，也能深入了解廖道南的识见、思想和人格。故《湖北通志》说他所言“多所谠益”，然“为忌者所中”，“卒以忌免”。廖道南在《楚纪》中特意安排“孚谏”类目，给予大量篇幅录入当时官员（包括自己）的谏章和行止，并大发议论，其客观意义远远超出了为自己树碑立传和对个人进退的感喟。

因此可以说《楚纪》是值得一读的。但四库馆诸公为何对它下了一个“殊不足观”的结论呢？问题的根本在于《楚纪》强烈的华夷观正是修《四库全书》时的政治忌讳。《楚纪》略古详今，多述明代与楚地有关的人物事迹、典章制度。明朝的天下是赶走“胡元”而得到的，但如前所述，廖道南认为元朝的统治是“变”是“乱”，称“至元则天地晦冥，阴阳争战，彗孛天飞，龙蛇走陆，大乱极矣”；一再称赞宋代抗金的宗泽、岳飞和抗元的文天祥等人“英雄死国，忠义勃兴”，“功勒鼎彝”，“虽死犹生”。然后歌颂朱元璋“翦除腥胡，廓清沙漠，日月重华，星辰重辉，山川重润。……以绵万世太平之业”。廖道南还强调，“君臣者天地之大义也，华夷者天下之大防也”，认为明代建景德崇圣宫以事古帝王，“特去元世祖之神位及木华黎诸臣”，完全应该。仿照此例，他记叙与楚地有关“古名臣而独略于元之方伯、廉访、牧长者，遵圣断也”，所以也是完全合理的。

明代“正德以来，边衅渐启”，廖道南在《清北八箴》中提出“今日急务”是“守疆固圉”，“遏绝狂狡窥伺之源”；在前述谏章中多次申说“夷狄猖獗于边关”，“边陲之远，夷狄窃发”，并为“御夷狄”而总结洪武、永乐时代的作法，称“国初经略边防，以胡虏为急，东设大宁都司于朵颜、三卫之地，以控辽东诸夷”等等，所谓“清北”、“控辽东诸夷”都包括了后来入主中原的满族在内。而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在乾隆帝的申饬、指责之下，遭到删、改、禁、毁的有关书籍，恰恰以带有华夷之辨思想和文字的作品最多。如此一来，四库馆诸公怎么敢说《楚纪》的好话？一句“殊不足观”将其打入冷宫，无疑可以减少他们的麻烦和风险，但这却又使《楚纪》躲过了删、改、禁、毁的命运。

当然《楚纪》也有明显的缺陷，除了因时代限制而难免的天命观、正统观、华夷观之外，还有因为要颂扬乡邦历史文化而作的曲意夸大与拔高，如前述“四库存目”所批评的“以为太祖平陈理于武昌，实开定鼎之基；世宗复由安陆履帝位，更启中兴之业。故以楚地为受命之符，天心所属”，也并非无的放矢。另外在记载历史上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物时，把并非出生成长于楚地，或者与楚地关系不大的人物牵引以入，多少有些泛滥和勉强。类似缺陷，也是今天研究和总结地方史、地方文化史之类的专家学者应该引以为戒的。

三

《湖北文征》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王葆心、甘鹏云、傅岳棻、卢木斋、张国淦等耆宿动议，并开始着手收集资料的地方文化整理工作，后因抗日战争而中断；建国后在董必武倡议下重新启动，由湖北省文史馆于1964年完成编审，但又因“文革”而搁置。从1994年起此项工作得以恢复，由省文史馆吴丈蜀、晏炎吾、舒之梅诸公为主干组成审订工作委员会，“此次审订工作，矜慎为宗。除个别明显误字及罕见异体字酌予刊订外，一概尊重原编稿。即有所疑，亦以案语出之，不浪事钩乙，句读一仍旧贯，只用圈点，间有是正，不事更张”。《湖北文征》最终于2000年10月出版，该项成果“是湖北学人近百年来集几代人之心力，搜集元、明、清三代乡贤遗作，钩沉拾坠，取精捃华而成，收文八千余篇，洋洋六百万言，蔚为大观”，对于弘扬、研究湖北文化，自是莫大贡献。《湖北文征》收录了廖道南的《楚纪序》（《楚纪叙》）等16篇文章。以廖道南“在当时颇负文名”的历史文化地位而言，可说恰如其分。但把冒名伪纂的《同胡参六祭熊芝冈年兄文》列在最后一篇，且未以“案语”及他种标志表示“有所疑”，显示《湖北文征》的几代编者及审订者认定该文为廖道南所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疏失。

《同胡参六祭熊芝冈年兄文》出自清代同治年间重刻的《熊襄愍公集》末卷所附诗文，作者署名廖道南。熊襄愍即熊廷弼，明代武昌府江夏县人，字飞白，一字芝冈，万历、天启年间抵抗“后金”（当时满人尚未用大清国号）名将，遭魏忠贤诬告而被天启帝下令处死，传首级于九边，弃尸骨于荒野，到崇祯朝才昭雪，谥号“襄愍”。祭文称熊廷弼被杀为“奇祸奇冤”，对“举国若狂”的忠奸颠倒万分愤慨，表示“弟等分痛有心，昌言无路”，准备弃官以示抗议，“以一退谢国家，寸心谢良友”。情感激烈，文辞动人。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如前所述，廖道南非常强调华夷之辨，对楚地历代曾与“夷狄”作过抗争的“先烈”与“时贤”无一例外都要大书特书，如《楚纪》“征献”内纪前篇就详记了嘉鱼人李承勋（嘉鱼二李的堂兄）在正德年间巡抚辽东，加强边防的功绩。熊廷弼功勋远比李承勋卓著，结局更是惨烈，对于这样一位也是同府邻县的有功之士，廖道南既然在“弃官”之前为熊“年兄”写过祭文，为何在归田后所撰的《楚纪》中对熊“年兄”不著一字呢？二是熊廷弼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年）举乡试第一，翌年（1598年）中进士。祭文作者称熊为“年兄”，即应是乡试或会试的同时考取者，但查《湖北通志》的人物志选举表，发现万历“二十五年丁酉科”项下记载，该科湖北中举者72人，熊廷弼确实名列第一，但并无廖道南之名。“二十六年戊戌系科进士”项下记载，该科湖北成进士者有赵秉忠、汪之彦、张文光、熊廷弼等24人，也无廖道南。再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戊戌科进士”条下同样有熊廷弼而无廖道南。

仍然根据上述两书检索，发现《湖北通志》中有廖道南小传，“廖道南，字鸣吾，蒲圻人，正德辛巳进士，授编修，累官侍讲学士，命修《通礼》、直经筵，多所谠益。……为忌者所中，谪徽州推官，明年复职，卒以忌免。著《文华大训真解》、《殿阁词林记》、《楚纪》、《元素子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也明确记载廖道南为正德辛巳科（1521年）进士。均同《楚纪》卷首《楚纪叙》、末卷中《感遇》、《表记》的记载相符。

各种有关文献都没有显示廖道南的生卒年份，但如前所述，廖道南中进士在1521年，《楚纪》撰成于1545年，这两点是明确的。而熊廷弼的生年有两说，即1569年或1573年；中进士在1598年；其被冤杀并“传首九边”则在1625年（明天启五年）。这就是说廖道南中进士比熊廷弼早77年，《楚纪》成书20余年后熊廷弼才出生，80年后才有熊被冤杀一事，故《楚纪》全无熊廷弼踪迹毫不足怪。反之，假定廖道南在中进士的1521年也是20多岁，那么，到了熊廷弼被冤杀的1625年，他就该有120多岁了，而且居然还在为官，准备弃官以示抗议，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因此可以判定，廖道南与熊廷弼不是“同年”，署名廖道南的《同胡参六祭熊芝冈年兄文》是冒名之作，《湖北文征》将这篇祭文置于廖道南的作品之列，无疑是应该指出的失误。（罗福惠）

[未曾]

感谢推荐，此书日本内阁文库有藏且已公开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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