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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经溯洄集》为元末明初医家王履所著，共载医论21篇。该书首刊于明·洪武元年，其后虽有多种版本刊行，但现存的主要版本多见于丛书中，如《东垣十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等。

王履，字安道，号畸雯，又号奇翁、抱独山人或抱独老人，江苏昆山人。元末明初医学家、画家。其先世居魏博(即今河北大名与山东聊城间)，故又称魏博王履。少从朱丹溪学医，尽得其传。洪武四年至长安，任秦王府良医所医正10余年。《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按明外史本传云:“履工诗文，兼善绘事。尝游华山绝顶，作图四十幅，记四篇，诗一百五十首，为时所称。”[1]《古今医统大全》亦赞其“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探医源，直穷奥妙”[2]。一生著有《医经溯徊集》、《素问原病式》、《百病钩玄》、《医韵统》、《小易赋》、《十二经络赋》等，惟《医经溯徊集》行世。

《医经溯涸集》书名“溯徊”，寓有对医学探本溯源之义。全书探讨了《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匾要略》等医学典籍及晋以后20余家之说，短小精悍，内容广泛，均能从实际出发阐释经旨，平易讲学，无穿凿附会之弊，通俗而有说服力， 提出不少精辟见解。兹将其学术思想略述如下。

阐发“亢害承制”理论

“亢害承制”理论源自《素问·六微旨大论》，其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散乱，生化大病。”历代医家对此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的理解诊释。唐代王冰将其用以阐释天地间的六气相承制约。金元时期医家刘完素赞同王冰的注释，在肯定此乃自然气候、物候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亢则害，承乃制。谓已亢过极则反似胜己之化也。王履则在“王太仆发之于前，刘河间阐之于后”“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点，论述了人体内外环境的统一性，人体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功能系统相互制约、协调和统一，以及在人体生理、病理中所起的作用。

首先，他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运动和不断变易的，宇宙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同时事物的运动、变化始终保持一定的规律性，即相互间的协调与平衡。他指出:“故易也者，造化之不可常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测，莫测故不息也，可常则息矣。”!们“若然者，盖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耳。”[l4]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律，则世上万物的生机紊乱。推之于人，则机体就会产生疾病，甚至丧失生命。

其次，他认为“亢则害，承乃制”是人体“造化之枢纽”，不仅从正常生化角度论述了亢害承制对机体的调节作用，还从文词、字句角度上分析亢害承制理论的含义。王氏指出:“承，犹随也。然不言随而曰承者，以下言之，则有上奉之象，故曰承。虽谓之承，而有防之之义存焉。亢者，过极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胜之也。然所承也，其不亢，则随之而已，故虽承而不见;既亢，则克胜以平之，承斯见矣。然而迎之不知其所来，迹之不知其所止，固若有不可必者，然可必者，常存乎杳置恍惚之中，而莫之或欺也。他把人体的“亢”分为“亢”与“不亢”两个层面来理解，同时将“承”的含义也分为“克胜之”与“防之”与之相对应，将“可必”与“不可必”统一而论，从而将有制之常与无制之变融为一理，指出机体本身存在着“亢而自制”的能力。这种能力既能维持人体正常生理的动态平衡，又能克服某种一时偏亢的病理状态，使人本身具有的调节、修复、抗邪并促使机体协调统一的能力，真正挖掘出了王冰、刘完素的“未悉之旨”。

再次，他认为“亢害承制”既有表现为“亢而自制”的能力，也有“亢而不能自制”的时候。倘若“亢而不能自制”，则人体产生病理变化发为疾病，医者便可运用“汤液、针石、导引之法”进行治疗，扶助和加强人体的自制调节能力，以制其亢，除其害。

澄清伤寒和温病、热病的概念.

王履对伤寒和温病、热病的概念、病因、病机、诊治原则等进行了精当的阐述，澄清了存在于当时关于伤寒、温病的混乱看法。他主张不能以伤寒六经病诸方来通治伤寒和温病、热病，强调应寒温分治。故伤寒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汤之所以必用也”.温病、热病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汤，独治外者之所以不可用，而后人所处水解散、大黄汤、千金汤、防风通圣散之类，兼治内外者之所以可用也”141。王履的这一认识，从理论上分析了温病的病理机制、传变过程及治法，为后世温病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外，王履定义了寒疫与伤寒、温病的不同，纠正了阴暑、阳暑名称上的杜撰和错误，同时结合临床实际对暑病用药提出思路，亦为后世温病学说的治疗开辟新径。

发挥五郁之治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王冰注曰:“木郁达之，谓吐之令其条达也;火郁发之，谓汗之令其疏散也;土郁夺之，谓下之令无雍碍也;金郁泄之，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也;水郁折之，谓抑之制其冲逆也。”张元素、李东垣等医家遵循王注而无异议。

王履在对经文作了深刻辨析的基础上，对王冰等的注解作了评议，并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扩充 了王冰所释达之、发之、夺之、泄之、折之的含义。

首先，他将人体之郁释为“滞而不通之义”，并认为“或因所乘而为郁，或不因所乘而本气自郁”，“岂惟五运之变能使然哉9 t41其次，他根据以上认识，指出“郁既非五运之变可拘，则达之、发之、夺之、泄之、折之之法，固可扩焉而充之矣”，扩充了王冰所释治法的含义。如对于“达之”，王履认为应是“通畅之也”，而不是王冰所释的吐法，同时对李东垣以“食塞胸中”，为金与土旺于上而克木的五行承制，来解释“达之”即为“吐之”的治疗原则提出质疑。他再次强调“亢害承制”乃机体“造化之枢纽”，对于食塞胸中而用吐法，应遵循《内经》“其高者因而越之”原则，不必引用繁复的五运承制之说。

解释阴阳虚实病机

《难经·五十八难》曰:“伤寒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其中对“阳虚阴盛”和“阳盛阴虚”的病机，历代医家各有见解。王履指出:“邪之伤于人也，有浅深焉，浅则居表，深则人里。居表则闭揍理，发佛热，见恶寒、恶风、头痛等证，于斯时也，惟辛温解散而可愈。人里则为燥屎，作潮热，形狂言澹语，大渴等证，于斯时也，惟咸寒攻下而可平。夫寒邪外客，非阴盛而阳虚乎?热邪内炽，非阳盛而阴虚乎?汗下一差，生死反掌。吁!是言也，谓之伤寒汗下枢机。他根据伤寒病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由寒化热的病机特点及其汗下治疗原则，认为阴阳之盛者指病邪而言，阴阳之虚者指正气而言，明确阴阳有邪正虚实之分，而虚实又有阴阳寒热之辨，在阐明伤寒汗下枢机的同时，也驳斥了以往的错误理解，为后世医家所认同。

首创真中、类中之说

中风病于《内经》、《难经》、《伤寒》、《金匾》等书中早有论述。王履历考前人所论，又比观刘完素、李东垣、朱彦修所言，提出应明辨中风，倡导真中风、类中风之分，使中风理论渐趋完善，指出:“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这一思想为中医学术开拓了新界，也为中风病的辨证用药指出了一条新路。

强调审证求因

王履认为，疾病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从病邪之聚散、正气之虚实、体质之强弱、时令之太过与不及等综合因素加以分析。他强调认识病因，除了研究可能致病的客观因素和条件外，必须依据机体对病邪的反应而表现出的疾病证候，从而推论出其病因、病机、病位，然后得知所感为何邪气，决不能以因测病。因此他反对前人医家阐释《内经》四时发病时，将感时令之邪与逾时发为何病之间视为一种必然联系，并评论这些论述“皆不得经旨者，盖由推求太过故也”[4]“往往有泥于‘必’之一字”他认为《内经》所述出现的证候只是伏邪逾时发病的一种情况，并不是必然。应当说王履较正确地理解了《内经》四时发病的精神，提出不能以四气之因来推导致病之理，强调因发知受，临证必须审证求因，对前人形而上的学术观点给予了有力批判。

《医经溯徊集》是王履唯一的传世之作，从中可见其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开拓。一方面他重视医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广泛了解并博采历代医家医著，特别是经典医籍之长;另一方面又学不泥古，穷经善辨，并以临床实践作为断经的依据，不为经说所囿，对于过去的经典著作，敢于在论述中提出大胆批评，甚至对他的老师朱丹溪也不例外，体现出科学的求实精神和严肃的批判态度。《医经溯徊集》对中医理论研究有着重要贡献，蕴含其中的医学思想对明清医学发展的影响深远。特别是王履明辨伤寒、温病等论述，不仅推动了明清“伤寒学”的研究，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清“温病学”的成长，成为明清温病学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当然，王履在书中历数前人“少可而多否”，被认为迹嫌于傲，亦遭到一些非议。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评价“然其会通研究，洞见本源，于医道中实能贯彻源流，非漫为大言以夸世也”[5]，是较为公允的。

参考文献

[1]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第十二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232一233.

[2]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上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37.

[3]元·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6.

[4]元·王履.医经溯泪集[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2一4,9,12,31,46,54.

[5]清·永瘩，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7: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