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 小田岳夫著作鲁迅传译本两种

（鲁迅传其书）

内容摘要：小田岳夫著《鲁迅传》是世界上第一本完整的鲁迅传记。该书于1941年在日本出版后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多次再版，且其各版均在内容上有所改动，可以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日关系影响下的日本鲁迅观的嬗变。随着《鲁迅传》的多次再版，其中的鲁迅形象也与日本的历史社会状况产生了深刻的关联。

关键词：小田岳夫 《鲁迅传》 版本变迁

在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视域下，小田岳夫是一个处于文学版图边缘的作家。但若是对鲁迅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加以考察的话，那么小田岳夫必定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小田岳夫所著《鲁迅传》作为世界上第一本完整的鲁迅传记，其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该书于1941年在日本出版后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多次再版，且其各版均在内容上有所改动。

1.初版《鲁迅传》——大东亚思想的缩影

1940年6月，小田岳夫在杂志《新风》上发表了《鲁迅传》第一回，随后因《新风》废刊而被迫中止;后受龟井胜一郎等人之激励，开始了初版单行本《鲁迅传》的创作，于1941年3月15日由筑摩书房出版;而创作期间又于1940年9月至11月在《新潮》上连载了三回《鲁迅传》传记梗概。值得注意的是，从《新风》废刊到初版《鲁迅传》最终面世，日本文学界对这部作品倾注了异样的关注和热情。在《新风》废刊导致《鲁迅传》连载终止之后，文坛上不乏惋惜之声。考虑到《鲁迅传》连载及出版正值侵华战争的特殊时期，这种现象就更加耐人寻味了。为何侵华战争不仅没有扑灭，反倒像是激发了日本作家们追怀鲁迅的热情呢？笔者认为，日本作家当时对鲁迅及其境遇的关心，反映出的是大东亚思想之语境下日本社会对待中国的情感复杂性。

日本作为东亚近代化的先驱，逐渐接受了西方的东方主义偏见，使其在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东方这一近代化图式中渐渐丧失了其单纯的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而将其人格投射到了整个东亚，这也是大东亚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当时以大东亚思想为指导所描绘的世界图景之中，日本天然地面临着两重对立：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西洋（帝国主义）与东亚（被压迫民族）之对立，而在东亚范围内又存在着日本（帝国主义）与东亚各国（被压迫民族）之对立。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下，包括日本作家在内的日本民众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将作为客体的中国“内化”的逻辑：中国虽是当下的敌人，却也是将来日本所主导的与西方世界相对立的大东亚图景之中的一部分，因而是亦他亦我的存在。因此，当时的日本作家在战时对鲁迅表现出的强烈兴趣，某种程度上就是来源于大东亚思想蒙蔽之下所产生的对于东亚各国乃是一体的错觉。鲁迅生于中国，留学日本，有着极高的东方传统教养，同时又积极吸收西洋文化，因而鲁迅其人的经历包含了以上两重对立中的所有元素，这在军国主义政府看来便成为了“大东亚共荣”的绝佳例证。

小田岳夫曾说自己创作《鲁迅传》乃是源于某种不可名状的冲动。从初版《鲁迅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田的创作冲动很大程度上倾注在了从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对鲁迅的经历进行解读上头。在初版《鲁迅传》的后记中，小田岳夫有意识地将鲁迅放到了东西对立的语境当中，指出中日在吸收西方文明之时尽管存在不同之处，但两者在对置于西方文明这一点上又是统一的。这无疑反映了日本作家们在大东亚思想影响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畸形东亚观，而鲁迅在此处便是小田岳夫思考这种东亚观时的载体。

2.从“支那”到“中国”——《鲁迅的生涯》

1949年9月20日，镰仓文库出版了第二版《鲁迅传》，并改名为《鲁迅的生涯》。巧的是，1946年出版的中文版《鲁迅传》（夜析译）所用的译名正是“鲁迅先生的一生”，但小田岳夫改名是否与此有关就不得而知了。小田岳夫在后记中写到，《鲁迅的生涯》乃是对于鲁迅传作了若干修补，并根据今天的日本之形势施以若干订正而成的。在日本战败以后，中日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日本试图用大东亚体制構建的优势地位被彻底地逆转了。在这样的战后图景中，中国成为了优势的一方，而不再是被侵略的对象，因此日本作家看待中国、看待鲁迅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上文已提到，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作家对鲁迅的关心，来自于大东亚体制下产生的一种想象的连带感。但随着日本战败，这种连带感也就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一同破灭了。而小田岳夫在创作《鲁迅的生涯》时清楚地意识到了时局的变化。他在后记中写到，由于日本被自己昔日眼中的弱国、手下败将——中国彻底打败了，因而日本恐怕得放下架子来认真审视学习中国的长处了。当然，要让在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之下习惯了唯我独尊的日本民众从心理上彻底接受侵略者到战败国的身份转变，也绝非是一日之功。小田在后记中便强调日本并非是被中国的一己之力打败，这自然是在暗示美国参战的重要性。小田强调这一点，某种程度上还是出于两重对立的视角，即日本之战败是东亚败给了西洋，而非东亚的内部瓦解。由此可见军国主义政府虽然破产，但其在思想上的余毒却尚存。当然，就小田岳夫意图通过鲁迅取法中国这一行为来看，他已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大东亚共荣之思想的荼毒，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不仅如此，小田岳夫在《鲁迅的生涯》中还表明，写作本书是为了树立健康的两国关系，为了日本民众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尽一份绵薄之力。可以看出，鲁迅便是小田为日本民众所选择的“教材”。

在《鲁迅的生涯》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之处，便是文中的“支那”一词都被改为了“中国”，而该书出版11天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了。小田岳夫在中国发生剧变的前夕做出如此改动，恐怕也是因为其预感到了今后之“中国”将不同于往日之积贫积弱的“支那”了。因而，小田岳夫此举恐怕也是上述历史状况影响之结果。鲁迅在此自然也就由揭露旧中国积弊的“支那作家”，变成了蕴含着某种新中国萌芽的“中国作家”。

3.历史境遇的重合——第三版《鲁迅传》

1953年7月15日，第三版《鲁迅传》由乾元社出版。在后记中，小田说本书之再版是由于战败数年之后，日本成了如旧中国一般缺乏独立性的国家。日本战败之后，联合国军（事实上为美军）根据《波茨坦公告》占领了日本，日本进入了长达7年的GHQ占领时期。1951年9月8日，包括日本在内的49个国家在美国旧金山签订《旧金山和约》，并于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而这正是《鲁迅传》第三版出版的一年之前。《旧金山和约》签署之后，日本表面上恢复了主权国家的地位，但于第三条中，日本同意美国对于琉球群岛等诸岛实施托管，这意味着日本主权国家身份的不完整。更为重要的是，同样在1952年，日本与台湾国民政府签订《中日和约》，成为美国在东亚牵制中俄的一枚棋子，也就是说获得主权国家身份的日本卷入更为复杂的东西冷战格局之中，并成为美国的傀儡。小田在第三版《鲁迅传》后记中强调日本现今缺乏独立性，恐怕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在小田看来，此时的日本正处于鲁迅生前的中国那样缺乏独立性的半殖民地位置上。不得不指出，中国的丧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乃是拜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所赐，而日本失去独立性则是军国主义政府咎由自取，因而这种将二者作比的看法自然有失偏颇。但第三版《鲁迅传》在经历了出版《鲁迅传》和《鲁迅的生涯》之后，终于来到了与其内容相符的战后的历史语境中。正是由于日本此时的社会状况与《鲁迅传》中的社会状况发生了这种重合，因此《鲁迅传》较之前两个版本来说，有着更深刻的历史意义。

小田岳夫在该版《鲁迅传》中着力强调鲁迅的文学家身份，这恐怕与当时中国国内对鲁迅评价的转向不无关系。在序章中，小田岳夫引用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样是将鲁迅看作是诸多身份的统一体，毛泽东强调的是建立在文学这一基础上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身份，而小田岳夫强调的却是鲁迅的文学家身份及其作品艺术价值的独立性。

4.回到原点——第四版《鲁迅传》

1966年10月28日，第四版《鲁迅传》由大和书房出版。该书较之前几个版本，可以说是最为忠实地还原了初版《鲁迅传》。在序章中，小田岳夫与25年前的自己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在初版《鲁迅传》中，小田写到：“事变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若是一缕曙光的话，那么鲁迅就是死在了黑暗当中;若是情势从此恶化下去的话，那么鲁迅至少是得救了。若是中国经过这次事件的洗礼却旧态依然的话，鲁迅的努力恐怕就都是徒劳了”。而在第四版《鲁迅传》中，小田岳夫则在新的历史状况下对这段文字进行了回顾，认为“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其后的发展来看，抗日战争后的中国确实迎来了曙光”。日本战败之后中国所发生的巨变完美地印证了小田岳夫在1941年出版《鲁迅传》中的话，而出版《鲁迅传》中关于鲁迅是“死在了黑暗中”还是“得救了”的悬念，也终于在25年后的第四版《魯迅传》中得到了回答：鲁迅是死在了黑暗中，但他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为中国带来曙光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综上，鲁迅的形象借由小田岳夫的《鲁迅传》越境到了日本，又在该书25年的多次再版中，随着历史社会状况的变化而不断产生新的意义。从二战时“大东亚共荣圈”之缩影，到战败后学习中国“长处”的媒介，再到冷战格局下作为被占领国的历史境遇的重合，最后是25年后对鲁迅之死的盖棺定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鲁迅传》的多次再版，其中的鲁迅形象也与日本的历史社会状况产生了深刻的关联。

参考文献

[1]小田嶽夫.魯迅伝[M].筑摩書房，1941.

[2]小田嶽夫.魯迅の生涯[M].鎌倉文庫，1949.

[3]小田嶽夫.魯迅伝[M].乾元社，1953.

[4]小田嶽夫.魯迅伝[M].大和書房，1966.

（作者介绍：李天然，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文学;孙立春，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导，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