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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易集义》六十四卷(宋)魏了翁辑

    宋淳祐十二年(1252)魏克愚徽州紫阳书院刻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吴梦炎重修本。

    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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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平生以穷经学古为任,推崇朱熹理学,是 “东南三贤” 之后南宋理学派的核心人物,黄百家即称其 “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而了翁治经,尤重《周易》,自幼闻习,终生未息,成就亦高。门人吴泳曾评价说:“校书读《易》工夫,逾造妙密。不以一书穷易,而支畅旁取,尽将诸儒先之说相与剖析疑义,订正其真是非。易之卦脉,圣之精蕴,羲皇之心法,周公、文王、宣父之庶类百物,将自是心契神授,而语言文字之枝叶亦无所复用矣。” 据《宋史》本传载,魏了翁《易》学著述主要有《周易要义》、《周易集义》、《易举隅》三种。其中《周易集义》汇濂流洛派,集解而为一,“义理完,制度备,得其精微,可为大儒”。不过由于其现存版本量少,学者多未能寓目,故学界乏人问津,不为无憾。今笔者不揣鄙陋,拟以中国国家图书馆(即原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周易集义》为例,对其成书始末、刊刻经过、体例内容等略作考辨,以求证于大方之家。

     

    一、谪居靖州,研《易》成书

     

    魏了翁研习《周易》,可谓自幼即始,其作《简州四先生祠堂记》述及儿时所受二程之学云:“余为儿童时,犹及从长老授《伊川易传》及《河南遗书》,又及见学者多传写二程先生语录。” 又论及少时读书所悟十三卦制作之象云:“余少读书,于十三卦制作之象,见所谓 ‘门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叹风气既开,人情易动,虽黄帝、尧、舜有不容不先事而为虑者。” 不过魏了翁真正从事创作、研《易》成书,则在其谪居靖州期间。史载,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史弥远把持朝政,魏了翁以起居郎上疏言事,希望理宗办事遵从义理,用人讲求德才,听从善言,勿信邪说,这就得罪了史弥远、李知孝、朱端常等朝廷权贵,于是被弹劾,诏降三官,谪居靖州。

     

    魏了翁谪居靖州七年,这虽说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挫折,但却迎来了他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创建鹤山书院,研经治学,课艺士子,专事学问,尝言:“终日书案,极天下之至乐。偶有带行书册,再三寻绎之外,功夫尽多,从两三郡士友家,宛转借得诸经义疏,重别编校。益叹从前涉猎疏卤。使无是役,亦冺冺此生矣。”“乃著《九经要义》百卷,订正精密,先儒所未有。”《周易要义》即为《九经要义》之一种,是书以摘录孔颖达《周易正义》为主,兼及王弼、韩康伯《周易注》,王弼《周易略例》,陆德明《经典释文》,每卦还注以八宫世数,并析其辞为若干条。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衷于汉学、宋学之间。《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评价很高:“是编所录,虽主于注疏释文,而采掇谨严,别裁精审,可谓剪除支蔓,独撷英华。” 王祎《杂说》又云:“孔颖达作《九经正义》,往往援引纬书之说,欧阳公常欲删而去之,其言不果行。迨鹤山魏氏作《要义》,始加黜削,而其言绝焉。”

     

    魏了翁 “向来多作《易》与三《礼》功夫”,尝言 “先天图说旧虽留意,比入山,重读诸经,头绪正多,《仪礼》尤烦,其间要言精义亦多先儒所未发。既费目力于此,则俟读毕诸经,粗知大义,然后温寻《易》学,有如来谕所谓长子代父,长女代母,有邵氏、张氏、行成朱氏诸儒之说。纵某言之,亦不过剿说,未敢容易言之”。因此除《周易要义》外,此间又撰有《周易集义》。关于是书之撰著,魏了翁《鹤山集》中多有提及,如《答澧州徐教授(复)》云:“某囚山五年,殆与世绝。圣贤之书,重复温寻,益觉义理无穷。岁月易得,独恨山深路崄,带行之书无多。时寮土人亦无储书者,遇有记忆不明之事,无从参考。然亦坐是功精专,免于博杂。某自初来此,与同志者日读《语》、《孟》数章,去年方读《易》,偶曾裒萃周、程、张、邵、杨、游、胡、二朱、二吕诸儒《易》说成编,日诵数爻,宾主俱觉有得。” 按宝庆元年(1225),魏了翁被劾 “欺世盗名”,谪居靖州。宝庆二年(1226)夏,抵达靖州,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贬所生活。此云 “囚山五年”,又云 “去年方读《易》” 云云,推算起来,《周易集义》的完稿当在绍定三年(1229)。元方回《周易集义跋》亦有述及,此不赘举。

     

    关于《周易要义》与《周易集义》二书,史上还曾有一疑案。清儒朱彝尊《经义考》卷二四四 “群经六” 著录有魏了翁《九经要义》263 卷,又云 “分见诸经,外有《类目》六卷”,似朱彝尊于诸经皆录有了翁诸经《要义》,然《易》类却仅据《宋史·艺文志》载《周易集义》64 卷,不载《周易要义》,大概是以《周易集义》为《周易要义》。四库馆臣据方回《周易集义跋》,已明辨其误,指出 “则为二书,审矣”。不过清修《四库全书》只录《周易要义》而无《周易集义》,是亦不知二书之所以为异也。其实,《周易要义》是就孔颖达《周易正义》而作,是摘取《正义》中的要事、精义而成;《周易集义》则是汇集诸家之 “义” 而为一书,二书实为两种不同之书,只是同撰于了翁谪居靖州期间。

     

    二、初刻紫阳,补刊至元

     

    《周易集义》,又名《易集义》或《大易集义》,最初由魏了翁次子魏克愚知徽州时刊于紫阳书院,方回《周易集义跋》略有记述:“仲子太府卿静斋先生克愚明己,壬子岁(淳祐十二年,1252)以军器监丞出知徽州,刊要、集义,置于紫阳书院。” 又魏文彝《鹤山雅言序》称了翁 “立言垂训以私淑后人者,有《九经要义》、《鹤山大全集》、《易集义》,此三书昔刊于徽之学官(即紫阳书院),已行于世”。嘉庆《四川通志》卷一八三亦云:“《周易集义》六十四卷,……仲子克愚知徽州,刊于紫阳书院。” 是魏了翁仲子魏克愚(字明己,号静斋)于淳祐十二年(1252)以军器监丞衔出任徽州知州,在紫阳书院以新安郡斋名义刊刻魏了翁撰《九经要义》9 种 263 卷和《大易集义》64 卷。

     

    然至景炎元年(1276),紫阳书院因元兵入徽州而毁,其所藏《九经要义》版片亦随之全毁,不过《周易集义》版片却独有存者。据方回《周易集义跋》以及元儒董真卿叙述,至元二十五年(1288),时任紫阳书院山长的吴梦炎尝会同吴良弼等学者,根据方回所藏墨本,再行补刊,方回并为之作跋。此外,关于《周易集义》的版刻情况,今之学者李致忠先生在为北京图书馆所藏宋版书《大易集义》所作叙录时亦有相似考证。由此可见,《周易集义》宋、元均有刊刻,系初刻于紫阳,补刊于至元。

     

    不过《周易集义》虽经版刻,但有宋至明,诸家书目少有著录,似乎流传不广。王应麟《玉海》卷三六著录 “魏了翁《周易集义》六十四卷”,《宋史·艺文志》著录 “魏了翁《易集义》六十四卷”。明代《文渊阁书目》卷二著录:“《大易宋诸儒集义》一部六册阙。《大易宋诸儒集义》一部十六册阙。” 叶盛《菉竹堂书目》卷一著录同,此当即魏了翁《周易集义》,今《永乐大典》残卷亦收有 “魏了翁《集义》”。然朱睦楔辑《授经图义例》卷四则著录 “《周易集义》七十四卷(魏了翁)”,“七” 当为 “六” 之误。至万历年间,张萱重修《中兴馆阁书目》,只收《周易要义》而无《周易集义》,可见此书寓目者少矣。以致于清初徐乾学将其写入有待访求的逸书之列,朱彝尊《经义考》又将《周易集义》与《周易要义》混淆。强汝询亦说:“康熙中,其书尚存,既进入大内,及乾隆时修四库书目,竟无《集义》。” 莫友芝《郘亭知见书目》、许肇鼎《宋代蜀人著述存佚录》甚至称 “《集义》今佚”。似乎《周易集义》已经散佚。

     

    所幸的是,民国年间傅增湘曾见有宋刻,不过系为残本,缺十卷,依次为卷一、二、三、四、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另外影写补入七卷,为卷十一至卷十七。是宋刊存者仅为四十七卷。此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下方刻有刊工姓名,卷中恒、贞、慎、敦等均缺末笔,叶德禄撰有跋记。罗继祖《魏了翁周易集义残本五十五卷(宋淳祐刻本)》提要所述与此本大致相同:“原书都六十四卷,今阙卷二、三、四、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及卷一页一至三十三,共八卷半(当为九卷半),约存五十五卷。又第十一至十七系旧钞配本,字体纸色皆与原本同,是宋椠存者,仅四十四卷耳。每面十行,行二十字。书口刻工姓名,有余文、子仁、子全、时中、季升、子元、元吉、叶文、余钟、张、陈、叶、吴、万、范、文、应、君、庆、共升之、正、游、信、成、礼等字,与淳祐十二年椠《周易要义》残卷刻工姓名多同,当均了翁仲子克愚知徽州时所刻。宋讳恒、贞、徵、慎、敦诸字,亦均缺末笔。” 可见二者所述乃同一本,为宋淳祐十二年(1252)魏克愚徽州紫阳书院刻本,不过今藏所未知。

     

    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亦藏有一宋刻本,此本题名《大易集义》,为 64 卷,分 32 册,其中卷六至卷十、卷二十四至卷二十六配清抄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易学书目》著录同。此本没有叶德禄跋记,所缺卷次及补配也与傅增湘、罗继祖所见本不同,盖二者并非同为一本。李致忠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此本乃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魏克愚紫阳书院刻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吴梦炎重修本。大概就是傅增湘言及的所谓 “《传是楼书目》有宋本元印《大易集义》三十二本”。这也就是说,至元二十五年(1288)吴梦炎补刊本仍存于世,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2006 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据此影印,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以广其传。

     

    此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还著有一明刻本,云:“《周易集义》六十四卷,宋魏了翁辑,明刻本,存三十六卷,十至二十八、三十一、三十六至五十、六十四。”《易学书目》据此著录。此本现藏于中共北京市委图书馆,盖从至元补刊本翻刻而来。

     

    三、宋之《易》说,集解成编

     

    蜀人好为 “集解” 之书,在唐有李鼎祚《周易集解》,乃汉《易》象数学之集成,以补孔颖达《周易正义》专宗王弼之不足。北宋熙宁间,又有房审权病谈《易》诸家或泥阴阳,或拘象数,乃摘取 “专明人事” 者百家,上起郑玄,下迄王安石,编为《周易义海》100 卷(后来李衡据其书补以程颐、苏轼、朱震三家,而成《周易义海撮要》12 卷)。及至南宋,又有魏了翁《周易集义》,集濂流洛派诸家《易》说,汇而为一,是亦 “集解” 之流。

     

    此书体例,方回谓 “取濂洛以来诸大儒《易》说”,“凡十六家合为一”。胡一桂进一步指出:“魏文靖公《周易集义》六十四卷,案《集义》自周子(敦颐)、邵子(雍)、二程子(颢、颐)、横渠张子(载)、程门诸大儒吕蓝田(大临)、谢上蔡(良佐)、杨龟山(时)、尹和靖(惇)、胡五峰(宏)、游广平(酢)、朱汉上(震)、刘屏山(子翚),至朱子(熹)、张宣公(栻)、吕成公(祖谦),凡十七家,内一家少李隆山(舜臣)子秀岩心传。” 董真卿亦言十七家,且所述诸家与胡一桂完全相同。余琰又说:“枢密临卭魏了翁华父集伊川、横渠、吕与叔、吕东莱、游广平、杨龟山、朱汉上、朱晦庵之说,及邵氏《渔樵问对》、谢上蔡《语录》、李籲《师说》,名曰《鹤山周易集义》。” 知是书乃汇集有宋一代诸家《易》说而成,不过方回言十六家,胡一桂、董真卿言十七家,俞琰言十一家,所述诸家与数据稍有出入。其中胡、董二人列述完全相同,但较方回多出李心传一家。而俞琰仅列十一家,除李籲一家不见于方、胡、董三人之说内,其他称引皆同,盖统计不全所致。

     

    考李心传有《丙子学易编》,成于嘉定九年(1216),从时间上来说,胡、董称魏了翁取其《易》说,似乎颇在情理之内。不过笔者通查全书,发现魏了翁确实是汇集了十七家《易》说,但却没有刘屏山(子翚)、李隆山(舜臣)子秀岩心传,代之的是安定胡先生(瑗)、兼山郭氏(忠孝)。如释卷二十六《大畜》卦上九爻辞 “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引安定胡先生《易说》曰:“‘天之衢亨’,误加 ‘何’ 字,事极而反,理之常也。故极畜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极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极而散,既极当变,又阳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谓虚空之中,云气飞鸟往来,故谓之天衢。天衢之亨,谓其亨通旷阔,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则变矣,变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又释卷二十七《颐》卦《象》曰 “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引兼山郭氏《易说》曰:“山以形,雷以气,故言语主于气,饮食主于味。方其知所养也,则味生形而有余,不足随之气生精,而善恶随之,此君子宜知慎也。” 这实与方回、胡一桂、董真卿、俞琰列举不同。而且也与方回说 “先是,温陵曾穜刊《易粹言》,七家中有郭兼山《易》,文靖公谓忠孝《易》书去程门远甚,自党论起,绝迹程门,殁不设奠,故并其子雍曰《白云易》者黜之”、胡一桂、董真卿说 “他《易》不预,如郭氏父子(忠孝、雍)以背程门出之” 不一致,不知何故?

     

    魏了翁《周易集义》以程、朱《易》说为宗,所集皆濂、洛、关、闽一派的 “理学《易》” 说。全书以爻为纲,“先列邵、周、程、张之说,附以诸大儒语录、解义,每一卦为一卷”,凡 64 卷,纲明目晰,颇便阅读。可见,继李鼎祚《周易集解》、房审权《周易义海》之后,此书乃又一部颇有特色的《易》学 “集解”,罗继祖即称:“盖准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集宋《易》之大成者也。故方回谓濂流洛派合为一观之,而易道备矣者,信夫!”

     

    四、合程、邵《易》为一,象数、义理并重

     

    宋代,时人好《易》者多,《易》说也颇为博杂。元儒吴师道描述此时学风说:“学者类喜言《易》,今世尤甚,愚不知其何说也。自汉魏以来,王辅嗣之说单行,虽未尽善,而数百年实宗之。至宋,而邵子阐伏羲之秘,程子衍周、孔之文,朱子又发眀《易》专为卜筮作,融会义理、象数之旨,说者无以复加矣。所宜虚心潜玩,以求圣贤之心,不当横生己意,喜新好奇,穿凿破碎,务以求多为也。其有名为祖程、朱,而夸多骋愽,援引茸杂,自相矛盾不之顾。又有摭前人之所已言以为已出,架屋下之屋,不相为嫌。若是者,盖不胜其纷纷焉,果何益于《易》哉!” 可见宋代《易》说纷繁,而 “理学《易》” 中,邵雍言数而拙于理,程颐言理而不言数,朱熹言理言数而又归于卜筮。

     

    针对这一情况,魏了翁纷纷指出其不足:“程《易》明白正大,切于治身,切于用世,未易轻议。第其间有当用象数变互,不容脱略者。如《履》之眇、跛,《比》之马,《大壮》之羊,此类分明是互体。如三年、十年、三百户之类,分明有数,只作义理说固可,若更推明变互,尤为详密。……朱氏《易》则大概本诸邵子,《启蒙》明述《先天图》,而赞《易》之词谓 ‘邵明羲《易》,程演周经’,此意可见。……人谓《本义》专主占筮者,此未识先生之意。某每以此看《本义》,诚是精密。邵子无《易》解,不过《观物》、《经世》、《先天图》诸书,《击壤》诗中亦多有发明。先天处参以汉上《易》,则程、邵之说尤明。” 因此撰著《周易集义》,其大旨就是要 “合程、邵《易》为一”,象数、义理并重,以弥缝朱氏之不足。

     

    魏了翁这一编纂思想,其在《鹤山集》中多有论及,如《答丁大监》:“某读《易》,规摹不过如前所禀,向来曾作邵子工夫,近亦重别寻绎,若端绪整整,则自程、邵以及其流派,可合为一书。” 又:“某十二三年来,本有合程、邵为一书之意,入山以后,便欲逐旋抄记,因温寻诸经一遍,然后为之。既入诸经中重新整顿,则益觉向来涉猎疏卤。不惟义理愈挹愈深,而名物度数,有一不讲,便是欠阙,缘此且更精读深思,未暇有所著述。来教期我善矣,姑迟几年未晚。”《答池州张通判》:“《易传》与《本义》之异同,则向来固尝与辅文汉卿细评之。大抵文公所为 ‘邵传羲《易》,程演周经’ 者,盖于邵子多有取焉,而未尝显言之。兼东南学者亦罕得邵学,今正欲迨此暇日,合程、邵之异为一书。尚恨穷理未至,未欲容易为之也。” 与学人相互讨论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为《周易集义》的创作寻找理论上的支撑。

     

    而在《周易集义》的撰著中,魏了翁汇集濂洛以来各家《易》说,取舍分明,实际就是按照这一思路来统筹编纂的,他主张 “辞、变、象、占乃纲领,而繇、彖、象、爻之辞,画、爻、位、虚之别,互、反、飞、伏之说,乘、承、比、应之例,一有不知,则义理阙焉”,因此也就得出 “《易》学则义理、象数俱当留意,合程、邵而贯之,乃为尽善” 的结论。四库馆臣言其 “盖其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衷于汉学、宋学之间”,此言信矣。

     

    五、小结

     

    魏了翁倾心《易》学,终生治《易》,谪居靖州期间,完成了两部《易》学名著,一为取诸经注疏,摘为要义的《周易要义》,一为取濓洛以来诸大儒《易》说,集解而成的《周易集义》。其中《周易集义》以程、朱为宗,融汇濂洛《易》说,象数、义理兼备,“其说有补于读《易》者”,故颇得学人推崇。方回谓 “濂流洛派凡十六家合为一,观之而易道备矣”。吴师道也说:“《集义》自周、程诸门人下及朱、吕,渊源所自,可以参观。” 不过又云:“但其取汉上朱氏以备象数一家,未免芜杂。”

     

    《周易集义》撰著之时,正值魏了翁废黜谪居靖州期间,文献稀缺,无人商榷。因此此书虽然对有宋一代诸家之说初有汇录,但却缺少一定的融铸。不过总而言之,《周易集义》以其融汇濂洛诸家《易》说,集解成编,合一程邵,承续朱子,仍不失为一部上乘的集解式《易》学名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魏了翁 “鹤山道脉接濂洛” 的理学思想,奠定了他 “南方共宗鹤山老” 的理学地位。

     

    作者简介:李冬梅,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方向:儒学文献。

     

    文//来自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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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底,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展” 上,一部珍贵的宋淳祐十二年(1252)魏克愚紫阳书院刻本《周易集义》,作为古籍普查的新发现之一,静静地躺在稽古厅的展柜中,散发着静谧的光华。我注视着这本《周易集义》,回想起它从诞生到湮没无闻再到重现世间的坎坷经历,不禁感慨万端。

    时间回溯到 2009 年初春,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应中共北京市委图书馆的邀请,派工作组前往市委图书馆,整理该馆尘封数十年的古籍。我作为工作组的一员,有幸参与了这次重要的古籍整理工作。

    记得第一次从书柜中取出《周易集义》,它洁净的书页、古雅的风格、完美的品相,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小心翼翼地翻看着 “新若手未触” 的书页,详细著录书籍的各项信息,与同事们反复讨论着书的版本年代。

    《周易集义》,又名《大易集义》,南宋著名理学家鹤山先生魏了翁撰。史载宋理宗时期,鹤山先生 “忤时相,谪靖州,取诸经注疏摘为《要义》(即《九经要义》),又取濂、洛以来诸大儒易说为《周易集义》六十四卷”(方回《周易集义跋》)。宋淳祐十二年(1252),魏了翁仲子魏克愚知徽州时,于紫阳书院刊刻了《九经要义》与《周易集义》,是为该书最初刻本。但是身处鼎革之际,《周易集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多舛的命运。景炎元年(1276),元军攻破徽州而紫阳书院毁,《九经要义》版片尽毁,所幸《周易集义》版片尚有存者。至元二十五年(1288)紫阳书院重建,山长吴梦炎主持修补了这套版片并予以重印。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本《周易集义》,确有部分版片的字体风格、刀法技巧迥异,即是补版部分。不过此后《周易集义》似乎流传不广,历朝书目少有著录,《四库全书》也未收入,渐渐湮没无闻。已知传世的宋本《周易集义》,唯有国家图书馆一部。

    略有遗憾的是,市委图书馆所藏不是一部全本,现存五十四卷(其中包括七卷抄配)。缺少了卷一卷端,也无牌记、刊刻序跋,甚至连后世收藏钤印也没有留下一方,这一切都给版本鉴定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我们首先查阅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该书著录市委图书馆这部《周易集义》(以下简称 “市委本”)的版本为明刻本,存卷四十七卷,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但是市委图书馆一部 1963 年编纂的内部书目则著录此书为宋刻本,存五十四卷。而且眼前之书,无论是版刻风格、大量的讳字,还是质量上佳的皮纸,均彰显着宋刻本的风貌。这部《周易集义》的版本究竟是宋刻抑或明刻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开始了上下求索的历程。

    我们将 “市委本” 与《中华再造善本》已影印出版的国图《周易集义》进行了细致比对,发现二书在版式风格、板框尺寸、刻工、避讳乃至断版等处,均无二致,甚至从个别断版情况来看,“市委本” 还要优于国图藏本。进而又由李致忠先生《宋本书叙录》一书了解到,民国时期傅增湘先生曾经眼一部宋本《周易集义》:“《周易集义》六十四卷,宋魏了翁撰。缺卷一至四、八、廿九、卅、卅二至卅四,计十卷。又影写补入卷十一至十七,共七卷。宋刊存得四十七卷。宋刊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版心下方记刊工姓名,其人多与《周易要义》刊本同,盖同时刊于紫阳书院者。卷中恒、贞、慎、敦均缺末笔。按此书《四库》未著录,《经义考》亦不载,盖其轶久矣。惟《传是楼书目》有宋本元印《大易集义》三十二本,当即是书。此本藏西什库天主堂中,近以检书,为叶君德禄所见,持以相示,惊其罕秘。审其装潢,亦为清内府旧储,未知何时流出,且为教门所得,殊可诧矣。叶君撰有跋记,考据颇详。”(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傅先生所言当即 “市委本”,唯其中所记卷次略有出入,但亦属正常。此书当时由辅仁大学教授叶德禄首先发现,叶氏为此书撰有跋记,收录在 1943 年辅仁大学图书馆出版的《民元以来天主教史论丛》一书中,叙此书细节颇为详尽,亦与实际情况相吻合。

    发现了一部珍贵的宋版书,工作人员都十分欣喜和兴奋。然而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于 2011 年专程邀请国家图书馆李致忠先生、程有庆先生等多位古籍版本专家,来馆对 “市委本” 再次鉴定。鉴定结果令人欣慰,几位专家现场一致认定,“市委本” 为宋本无疑。李致忠先生还推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当时误定此书为明本,可能跟本书写刻风格稍异于常见的宋本有一定关系。

    至此,市委图书馆《周易集义》的版本最终有了定论:宋淳祐十二年(1258)魏克愚紫阳书院刻本。现今传世的宋本《周易集义》仅有两部,一部为国图所藏,一部即此。国图本已影印入第一批《中华再造善本》,然其书有不少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吴梦炎重修版片,而且卷六至十、二十四至二十六是清抄本补配的。相较而言,市委图书馆此部尽管也有残缺卷,然而刷印更早、品相更佳,版本价值也更珍贵。

    2013 年,应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展” 的邀请,我们将《周易集义》送展。此时此刻,楮墨精洁的古书正以隽永的姿态接受广大观者的欣赏与品味。七百余年的沧桑,仿佛在它身上并未留下什么痕迹,幽雅的书香似乎正在倾诉自己从尘封书柜到再现世间的曲折经历。与此同时,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的过程中,一定还有无数个类似的故事等待着我们的聆听……

    作者│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 王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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