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平生以穷经学古为任，推崇朱熹理学，是“东南三贤”之后南宋理学派的核心人物，黄百家即称其“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而了翁治经，尤重《周易》，自幼闻习，终生未息，成就亦高。门人吴泳曾评价说：“校书读《易》工夫，逾造妙密。不以一书穷易，而支畅旁取，尽将诸儒先之说相与剖析疑义，订正其真是非。易之卦脉，圣之精蕴，羲皇之心法，周公、文王、宣父之庶类百物，将自是心契神授，而语言文字之枝叶亦无所复用矣。”据《宋史》本传载，魏了翁《易》学著述主要有《周易要义》、《周易集义》、《易举隅》三种。其中《周易集义》汇濂流洛派，集解而为一，“义理完，制度备，得其精微，可为大儒”。不过由于其现存版本量少，学者多未能寓目，故学界乏人问津，不为无憾。今笔者不揣鄙陋，拟以中国国家图书馆（即原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周易集义》为例，对其成书始末、刊刻经过、体例内容等略作考辨，以求证于大方之家。

一、谪居靖州，研《易》成书

魏了翁研习《周易》，可谓自幼即始，其作《简州四先生祠堂记》述及儿时所受二程之学云：“余为儿童时，犹及从长老授《伊川易传》及《河南遗书》，又及见学者多传写二程先生语录。”又论及少时读书所悟十三卦制作之象云：“余少读书，于十三卦制作之象，见所谓‘门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叹风气既开，人情易动，虽黄帝、尧、舜有不容不先事而为虑者。”不过魏了翁真正从事创作、研《易》成书，则在其谪居靖州期间。史载，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史弥远把持朝政，魏了翁以起居郎上疏言事，希望理宗办事遵从义理，用人讲求德才，听从善言，勿信邪说，这就得罪了史弥远、李知孝、朱端常等朝廷权贵，于是被弹劾，诏降三官，谪居靖州。

魏了翁谪居靖州七年，这虽说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挫折，但却迎来了他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创建鹤山书院，研经治学，课艺士子，专事学问，尝言：“终日书案，极天下之至乐。偶有带行书册，再三寻绎之外，功夫尽多，从两三郡士友家，宛转借得诸经义疏，重别编校。益叹从前涉猎疏卤。使无是役，亦冺冺此生矣。”“乃著《九经要义》百卷，订正精密，先儒所未有。”《周易要义》即为《九经要义》之一种，是书以摘录孔颖达《周易正义》为主，兼及王弼、韩康伯《周易注》，王弼《周易略例》，陆德明《经典释文》，每卦还注以八宫世数，并析其辞为若干条。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衷于汉学、宋学之间。《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评价很高：“是编所录，虽主于注疏释文，而采掇谨严，别裁精审，可谓剪除支蔓，独撷英华。”王祎《杂说》又云：“孔颖达作《九经正义》，往往援引纬书之说，欧阳公常欲删而去之，其言不果行。迨鹤山魏氏作《要义》，始加黜削，而其言绝焉。”

魏了翁“向来多作《易》与三《礼》功夫”，尝言“先天图说旧虽留意，比入山，重读诸经，头绪正多，《仪礼》尤烦，其间要言精义亦多先儒所未发。既费目力于此，则俟读毕诸经，粗知大义，然后温寻《易》学，有如来谕所谓长子代父，长女代母，有邵氏、张氏、行成朱氏诸儒之说。纵某言之，亦不过剿说，未敢容易言之”。因此除《周易要义》外，此间又撰有《周易集义》。关于是书之撰著，魏了翁《鹤山集》中多有提及，如《答澧州徐教授（复）》云：“某囚山五年，殆与世绝。圣贤之书，重复温寻，益觉义理无穷。岁月易得，独恨山深路崄，带行之书无多。时寮土人亦无储书者，遇有记忆不明之事，无从参考。然亦坐是功精专，免于博杂。某自初来此，与同志者日读《语》、《孟》数章，去年方读《易》，偶曾裒萃周、程、张、邵、杨、游、胡、二朱、二吕诸儒《易》说成编，日诵数爻，宾主俱觉有得。”按宝庆元年（1225），魏了翁被劾“欺世盗名”，谪居靖州。宝庆二年（1226）夏，抵达靖州，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贬所生活。此云“囚山五年”，又云“去年方读《易》”云云，推算起来，《周易集义》的完稿当在绍定三年（1229）。元方回《周易集义跋》亦有述及，此不赘举。

关于《周易要义》与《周易集义》二书，史上还曾有一疑案。清儒朱彝尊《经义考》卷二四四“群经六”著录有魏了翁《九经要义》263卷，又云“分见诸经，外有《类目》六卷”，似朱彝尊于诸经皆录有了翁诸经《要义》，然《易》类却仅据《宋史·艺文志》载《周易集义》64卷，不载《周易要义》，大概是以《周易集义》为《周易要义》。四库馆臣据方回《周易集义跋》，已明辨其误，指出“则为二书，审矣”。不过清修《四库全书》只录《周易要义》而无《周易集义》，是亦不知二书之所以为异也。其实，《周易要义》是就孔颖达《周易正义》而作，是摘取《正义》中的要事、精义而成；《周易集义》则是汇集诸家之“义”而为一书，二书实为两种不同之书，只是同撰于了翁谪居靖州期间。

二、初刻紫阳，补刊至元

《周易集义》，又名《易集义》或《大易集义》，最初由魏了翁次子魏克愚知徽州时刊于紫阳书院，方回《周易集义跋》略有记述：“仲子太府卿静斋先生克愚明己，壬子岁（淳祐十二年，1252）以军器监丞出知徽州，刊要、集义，置于紫阳书院。”又魏文彝《鹤山雅言序》称了翁“立言垂训以私淑后人者，有《九经要义》、《鹤山大全集》、《易集义》，此三书昔刊于徽之学官（即紫阳书院），已行于世”。嘉庆《四川通志》卷一八三亦云：“《周易集义》六十四卷，……仲子克愚知徽州，刊于紫阳书院。”是魏了翁仲子魏克愚（字明己，号静斋）于淳祐十二年（1252）以军器监丞衔出任徽州知州，在紫阳书院以新安郡斋名义刊刻魏了翁撰《九经要义》9种263卷和《大易集义》64卷。

然至景炎元年（1276），紫阳书院因元兵入徽州而毁，其所藏《九经要义》版片亦随之全毁，不过《周易集义》版片却独有存者。据方回《周易集义跋》以及元儒董真卿叙述，至元二十五年（1288），时任紫阳书院山长的吴梦炎尝会同吴良弼等学者，根据方回所藏墨本，再行补刊，方回并为之作跋。此外，关于《周易集义》的版刻情况，今之学者李致忠先生在为北京图书馆所藏宋版书《大易集义》所作叙录时亦有相似考证。由此可见，《周易集义》宋、元均有刊刻，系初刻于紫阳，补刊于至元。

不过《周易集义》虽经版刻，但有宋至明，诸家书目少有著录，似乎流传不广。王应麟《玉海》卷三六著录“魏了翁《周易集义》六十四卷”，《宋史·艺文志》著录“魏了翁《易集义》六十四卷”。明代《文渊阁书目》卷二著录：“《大易宋诸儒集义》一部六册阙。《大易宋诸儒集义》一部十六册阙。”叶盛《菉竹堂书目》卷一著录同，此当即魏了翁《周易集义》，今《永乐大典》残卷亦收有“魏了翁《集义》”。然朱睦楔辑《授经图义例》卷四则著录“《周易集义》七十四卷（魏了翁）”，“七”当为“六”之误。至万历年间，张萱重修《中兴馆阁书目》，只收《周易要义》而无《周易集义》，可见此书寓目者少矣。以致于清初徐乾学将其写入有待访求的逸书之列，朱彝尊《经义考》又将《周易集义》与《周易要义》混淆。强汝询亦说：“康熙中，其书尚存，既进入大内，及乾隆时修四库书目，竟无《集义》。”莫友芝《郘亭知见书目》、许肇鼎《宋代蜀人著述存佚录》甚至称“《集义》今佚”。似乎《周易集义》已经散佚。

所幸的是，民国年间傅增湘曾见有宋刻，不过系为残本，缺十卷，依次为卷一、二、三、四、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另外影写补入七卷，为卷十一至卷十七。是宋刊存者仅为四十七卷。此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下方刻有刊工姓名，卷中恒、贞、慎、敦等均缺末笔，叶德禄撰有跋记。罗继祖《魏了翁周易集义残本五十五卷（宋淳祐刻本）》提要所述与此本大致相同：“原书都六十四卷，今阙卷二、三、四、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及卷一页一至三十三，共八卷半（当为九卷半），约存五十五卷。又第十一至十七系旧钞配本，字体纸色皆与原本同，是宋椠存者，仅四十四卷耳。每面十行，行二十字。书口刻工姓名，有余文、子仁、子全、时中、季升、子元、元吉、叶文、余钟、张、陈、叶、吴、万、范、文、应、君、庆、共升之、正、游、信、成、礼等字，与淳祐十二年椠《周易要义》残卷刻工姓名多同，当均了翁仲子克愚知徽州时所刻。宋讳恒、贞、徵、慎、敦诸字，亦均缺末笔。”可见二者所述乃同一本，为宋淳祐十二年（1252）魏克愚徽州紫阳书院刻本，不过今藏所未知。

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亦藏有一宋刻本，此本题名《大易集义》，为64卷，分32册，其中卷六至卷十、卷二十四至卷二十六配清抄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易学书目》著录同。此本没有叶德禄跋记，所缺卷次及补配也与傅增湘、罗继祖所见本不同，盖二者并非同为一本。李致忠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此本乃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魏克愚紫阳书院刻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吴梦炎重修本。大概就是傅增湘言及的所谓“《传是楼书目》有宋本元印《大易集义》三十二本”。这也就是说，至元二十五年（1288）吴梦炎补刊本仍存于世，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据此影印，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以广其传。

此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还著有一明刻本，云：“《周易集义》六十四卷，宋魏了翁辑，明刻本，存三十六卷，十至二十八、三十一、三十六至五十、六十四。”《易学书目》据此著录。此本现藏于中共北京市委图书馆，盖从至元补刊本翻刻而来。

三、宋之《易》说，集解成编

蜀人好为“集解”之书，在唐有李鼎祚《周易集解》，乃汉《易》象数学之集成，以补孔颖达《周易正义》专宗王弼之不足。北宋熙宁间，又有房审权病谈《易》诸家或泥阴阳，或拘象数，乃摘取“专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郑玄，下迄王安石，编为《周易义海》100卷（后来李衡据其书补以程颐、苏轼、朱震三家，而成《周易义海撮要》12卷）。及至南宋，又有魏了翁《周易集义》，集濂流洛派诸家《易》说，汇而为一，是亦“集解”之流。

此书体例，方回谓“取濂洛以来诸大儒《易》说”，“凡十六家合为一”。胡一桂进一步指出：“魏文靖公《周易集义》六十四卷，案《集义》自周子（敦颐）、邵子（雍）、二程子（颢、颐）、横渠张子（载）、程门诸大儒吕蓝田（大临）、谢上蔡（良佐）、杨龟山（时）、尹和靖（惇）、胡五峰（宏）、游广平（酢）、朱汉上（震）、刘屏山（子翚），至朱子（熹）、张宣公（栻）、吕成公（祖谦），凡十七家，内一家少李隆山（舜臣）子秀岩心传。”董真卿亦言十七家，且所述诸家与胡一桂完全相同。余琰又说：“枢密临卭魏了翁华父集伊川、横渠、吕与叔、吕东莱、游广平、杨龟山、朱汉上、朱晦庵之说，及邵氏《渔樵问对》、谢上蔡《语录》、李籲《师说》，名曰《鹤山周易集义》。”知是书乃汇集有宋一代诸家《易》说而成，不过方回言十六家，胡一桂、董真卿言十七家，俞琰言十一家，所述诸家与数据稍有出入。其中胡、董二人列述完全相同，但较方回多出李心传一家。而俞琰仅列十一家，除李籲一家不见于方、胡、董三人之说内，其他称引皆同，盖统计不全所致。

考李心传有《丙子学易编》，成于嘉定九年（1216），从时间上来说，胡、董称魏了翁取其《易》说，似乎颇在情理之内。不过笔者通查全书，发现魏了翁确实是汇集了十七家《易》说，但却没有刘屏山（子翚）、李隆山（舜臣）子秀岩心传，代之的是安定胡先生（瑗）、兼山郭氏（忠孝）。如释卷二十六《大畜》卦上九爻辞“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引安定胡先生《易说》曰：“‘天之衢亨’，误加‘何’字，事极而反，理之常也。故极畜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极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极而散，既极当变，又阳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谓虚空之中，云气飞鸟往来，故谓之天衢。天衢之亨，谓其亨通旷阔，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则变矣，变而亨，非畜，道之亨也。”又释卷二十七《颐》卦《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引兼山郭氏《易说》曰：“山以形，雷以气，故言语主于气，饮食主于味。方其知所养也，则味生形而有余，不足随之气生精，而善恶随之，此君子宜知慎也。”这实与方回、胡一桂、董真卿、俞琰列举不同。而且也与方回说“先是，温陵曾穜刊《易粹言》，七家中有郭兼山《易》，文靖公谓忠孝《易》书去程门远甚，自党论起，绝迹程门，殁不设奠，故并其子雍曰《白云易》者黜之”、胡一桂、董真卿说“他《易》不预，如郭氏父子（忠孝、雍）以背程门出之”不一致，不知何故?

魏了翁《周易集义》以程、朱《易》说为宗，所集皆濂、洛、关、闽一派的“理学《易》”说。全书以爻为纲，“先列邵、周、程、张之说，附以诸大儒语录、解义，每一卦为一卷”，凡64卷，纲明目晰，颇便阅读。可见，继李鼎祚《周易集解》、房审权《周易义海》之后，此书乃又一部颇有特色的《易》学“集解”，罗继祖即称：“盖准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集宋《易》之大成者也。故方回谓濂流洛派合为一观之，而易道备矣者，信夫!”

四、合程、邵《易》为一，象数、义理并重

宋代，时人好《易》者多，《易》说也颇为博杂。元儒吴师道描述此时学风说：“学者类喜言《易》，今世尤甚，愚不知其何说也。自汉魏以来，王辅嗣之说单行，虽未尽善，而数百年实宗之。至宋，而邵子阐伏羲之秘，程子衍周、孔之文，朱子又发眀《易》专为卜筮作，融会义理、象数之旨，说者无以复加矣。所宜虚心潜玩，以求圣贤之心，不当横生己意，喜新好奇，穿凿破碎，务以求多为也。其有名为祖程、朱，而夸多骋愽，援引茸杂，自相矛盾不之顾。又有摭前人之所已言以为已出，架屋下之屋，不相为嫌。若是者，盖不胜其纷纷焉，果何益于《易》哉!”可见宋代《易》说纷繁，而“理学《易》”中，邵雍言数而拙于理，程颐言理而不言数，朱熹言理言数而又归于卜筮。

针对这一情况，魏了翁纷纷指出其不足：“程《易》明白正大，切于治身，切于用世，未易轻议。第其间有当用象数变互，不容脱略者。如《履》之眇、跛，《比》之马，《大壮》之羊，此类分明是互体。如三年、十年、三百户之类，分明有数，只作义理说固可，若更推明变互，尤为详密。……朱氏《易》则大概本诸邵子，《启蒙》明述《先天图》，而赞《易》之词谓‘邵明羲《易》，程演周经’，此意可见。……人谓《本义》专主占筮者，此未识先生之意。某每以此看《本义》，诚是精密。邵子无《易》解，不过《观物》、《经世》、《先天图》诸书，《击壤》诗中亦多有发明。先天处参以汉上《易》，则程、邵之说尤明。”因此撰著《周易集义》，其大旨就是要“合程、邵《易》为一”，象数、义理并重，以弥缝朱氏之不足。

魏了翁这一编纂思想，其在《鹤山集》中多有论及，如《答丁大监》：“某读《易》，规摹不过如前所禀，向来曾作邵子工夫，近亦重别寻绎，若端绪整整，则自程、邵以及其流派，可合为一书。”又：“某十二三年来，本有合程、邵为一书之意，入山以后，便欲逐旋抄记，因温寻诸经一遍，然后为之。既入诸经中重新整顿，则益觉向来涉猎疏卤。不惟义理愈挹愈深，而名物度数，有一不讲，便是欠阙，缘此且更精读深思，未暇有所著述。来教期我善矣，姑迟几年未晚。”《答池州张通判》：“《易传》与《本义》之异同，则向来固尝与辅文汉卿细评之。大抵文公所为‘邵传羲《易》，程演周经’者，盖于邵子多有取焉，而未尝显言之。兼东南学者亦罕得邵学，今正欲迨此暇日，合程、邵之异为一书。尚恨穷理未至，未欲容易为之也。”与学人相互讨论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为《周易集义》的创作寻找理论上的支撑。

而在《周易集义》的撰著中，魏了翁汇集濂洛以来各家《易》说，取舍分明，实际就是按照这一思路来统筹编纂的，他主张“辞、变、象、占乃纲领，而繇、彖、象、爻之辞，画、爻、位、虚之别，互、反、飞、伏之说，乘、承、比、应之例，一有不知，则义理阙焉”，因此也就得出“《易》学则义理、象数俱当留意，合程、邵而贯之，乃为尽善”的结论。四库馆臣言其“盖其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衷于汉学、宋学之间”，此言信矣。

五、小结

魏了翁倾心《易》学，终生治《易》，谪居靖州期间，完成了两部《易》学名著，一为取诸经注疏，摘为要义的《周易要义》，一为取濓洛以来诸大儒《易》说，集解而成的《周易集义》。其中《周易集义》以程、朱为宗，融汇濂洛《易》说，象数、义理兼备，“其说有补于读《易》者”，故颇得学人推崇。方回谓“濂流洛派凡十六家合为一，观之而易道备矣”。吴师道也说：“《集义》自周、程诸门人下及朱、吕，渊源所自，可以参观。”不过又云：“但其取汉上朱氏以备象数一家，未免芜杂。”

《周易集义》撰著之时，正值魏了翁废黜谪居靖州期间，文献稀缺，无人商榷。因此此书虽然对有宋一代诸家之说初有汇录，但却缺少一定的融铸。不过总而言之，《周易集义》以其融汇濂洛诸家《易》说，集解成编，合一程邵，承续朱子，仍不失为一部上乘的集解式《易》学名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魏了翁“鹤山道脉接濂洛”的理学思想，奠定了他“南方共宗鹤山老”的理学地位。

作者简介：李冬梅，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方向：儒学文献。

文//来自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