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说文类的学者，大多对清代说文学著作比较深入的研究，而对于元明两代的说文学著作研究较少，对元明两代之间的《说文解字补义》的研究就更是一鳞半爪了。作为《说文解字补义》的作者——包希鲁，历史上对其记载也是了了。但是因为《续修四库全书》将《说文解字补义》列为小学类著作，纪昀、阮元等对其评价颇高，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对它的研究也应该更加深入而全面，以确定在中国文字学史上的地位及意义。　　包氏《说文解字补义》的编排体例很有特色，横向上按照四声声调排列，纵向上按平水韵编排。以这种体例来编排汉字，具有客观性，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的语音系统，同时也便于查阅。　　《说文解字补义》的说解内容，总体来看大凡许氏《说文》中收录的汉字，《补义》基本都收入其中，其释义也是摘录《说文解字》后再疏解。在疏解的过程中也运用了大量的古文字体和《春秋左传》等材料左证，有理有据，以此来分析汉字结构、窥探“古人制字之法”。包氏对“六书”并没有直接给出定义，我们可以从其论述中推测其有关“六书”的论述，尤其是对《说文解字》中有关亦声字的部分的论述比较完善。《说文解字补义》对许氏《说文》了的补充和订正，有的是对汉字本义的订正，如“□”“元”字等；有的是对汉字的“六书”归类的订正，如“坐”“扇”“相”字；有的是汉字的读音“钞”“珡”“厄”等的订正；有的是对汉字古字体的补充，如“能”“继”“也”等。包氏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如训示了一些错误，如“衣”“勹”“壬”“家”字等，同时补充汉字的古文字体及汉字读音，这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