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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筋凤髓判》中的法和人情

 

发布时间:2017-11-08 15:15 星期三

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

 

李驰

我国古代法中一直有判例传统, 张鷟所著判例集《龙筋凤髓判》就是典型代表。张鷟是唐代著名的律学家、文学家, 其才华横溢, 著述颇多。史书评价张鷟 “下笔敏速, 著述尤多, 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 无贤不肖, 皆记诵其文。” 声名在当时就已远播海外, 足见其影响之大。“新罗、日本东夷诸藩尤重其文, 每遣使入朝, 必重出金贝购其文, 其才名远播如此。”(《旧唐书·张荐传附张鷟传》)《龙筋凤髓判》是张鷟最重要的法学著作, 也是唐代拟判的代表。拟判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参考材料, 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案件中的人物也往往匿去真名。但据霍存福考证,《龙筋凤髓判》中大多案例源于历史真实事件, 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龙筋凤髓判〉 判目破译》) 因此, 其对研究唐代司法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但后人对《龙筋凤髓判》不乏批评, 主要认为张鷟的判词做不到 “不背人情, 合于法意”, 甚至认为 “百判纯是当时文格, 全类俳体, 但知堆垛故事, 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 殆是无一篇可读, 一联可味”。(《容斋随笔续编》) 那么,《龙筋凤髓判》是否真做不到 “不背人情, 合于法意”? 事实上, 张鷟的判词虽文风华丽, 但裁判说理基本做到了合于法意, 兼顾人情。

一、法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律与礼是唐代主要的法律渊源, 也是《龙筋凤髓判》中定罪量刑、裁判说理的主要依据。按照现代法学理论的定义, 律、令、各、式类似于正式法律渊源, 而礼类似于非正式法律渊源。在唐代, 律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而礼主要是充当裁判依据或辅助说理论证。因此, 二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起到了现代法的功能。正如严复指出西方现代 “法” 与中国传统 “法” 不能对等,“西文 ‘法’ 字, 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 学者审之。”(《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

其一, 依律定罪量刑。《唐律·断狱律》明文规定 “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 违者笞三十”,《龙筋凤髓判》中绝大部分案件都严格依《唐律》援引律文裁判。如 “少府监二条” 第一条 “监贺敬盗御茵席三十事, 大理断两千五百里。” 贺敬对判决不服, 认为盗窃的垫子虽然已分在御物之内, 但未上交宫廷, 不能算御物。《唐律·贼盗律》规定 “诸盗御宝者, 绞;乘舆服御物者, 流两千五百里。” 注曰 “谓供奉乘舆之物。服通衾、茵之属, 真、副等”, 即盗窃供奉皇帝的物品, 服包括被、垫之类的物品, 正在使用的与备用品一样都是触犯律法。张鷟在判词中也认为进贡的各类物品, 只要存留在各部门, 而无须上交宫廷, 即可推定为御物。最后张鷟主张 “法有正条, 理须明典”, 支持原案依律判决。

其二, 依礼裁判说理。《龙筋凤髓判》中依礼裁判说理又可依有无律文规定分两种情形。1. 无律文规定的情形, 礼起到充当裁判依据的功能。最典型的情形是违反礼制, 如 “公主二条” 第一条。永安公主出嫁, 有司所出礼金比长公主出嫁时还多二十万, 建造官邸的费用亦是如此, 明显违反了贵贱长幼的次序。张鷟先从礼义的角度评论道,“小不加大, 必上下和平;卑不凌尊, 则亲疏顺序”, 后又针对该案评论道 “先帝女之仪注, 旧有章程;少公主之礼容, 岂容逾越”, 委婉地表示公主出嫁不可逾越礼制。2. 有律文规定的情形, 礼起到说理论证的作用。唐代礼与法已高度融合,《唐律疏议·名例律·序疏》指出 “德礼为政教之本, 刑罚为政教之用, 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案件说理论证离不开礼。如 “左右羽林卫二条” 第一条。羽林将军敬伟在皇宫有警急时不惧危险,“斫门斩关, 诛锄逆贼, 肃清宫禁”, 得到嘉赏。张鷟却认为敬伟 “论功虽则可嘉, 议罪便当不敬”,“劳不足称, 罪宜先结”。《唐律·卫禁律》规定 “诸阑入宫门, 徒二年。殿门, 徒二年半。持仗者各加二等。入上阁内者, 绞;若持仗及至御在所者, 斩”。敬伟在没有诏令的情况下, 擅自带兵马闯入宫闱, 触犯了律法。张鷟认为敬伟虽勇气可嘉, 但擅自闯入宫廷, 是不识君臣大体的基本礼义, 功不抵过, 理应处罚。

二、人情是影响裁判的因素

人情即 “平凡人之心”,《龙筋凤髓判》中也体现了人情对案件裁判的影响。滋贺秀三认为中国古代法中的 “情” 大致有三种含义: 一是指情节、情况等事实关系;二是 “心” 的意思, 即活生生的平凡人之心;三是指人与人之间友好关系。人情最接近 “平凡人之心” 的含义, 即 “一般, 人们通常可以估计对方会怎样思考和行动, 彼此这样相互期待, 也这样相互体谅。”(《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 虽然《龙筋凤髓判》大多是有关职务犯罪的 “公法”, 但依此定义梳理《龙筋凤髓判》也不难寻见人情的影子, 主要表现三种情形:

其一, 在法有明文规定时, 依人情说理。此种情形下, 张鷟依律判案、依情说理, 情法兼顾, 使判决更具说服力。如 “将作监二条” 第二条, 少匠柳佺掌管建造三阳宫, 三个月即建造完成, 工匠因疲劳致死者有十五六人, 但掌作官吏却因功加阶放选。《唐律擅兴律》规定 “诸役功力, 有所采取而不任用者, 计所欠庸, 坐赃论减一等”, 又一步规定 “若有所造作及有所毁坏, 备虑不谨, 而误杀人者, 徒一年半;工匠、主司各以所由为罪。” 疏议曰 “谓有所缮造营作及有所毁坏崩撤之类, 不先备虑谨慎, 而误杀人者, 徒一年半;‘工匠、主司各以所有为罪’, 或由工匠指撝, 或是主司处分, 各以所有为罪, 明无连坐之法。” 此案中, 柳佺作为主管建造三阳宫的官吏, 在建造宫殿的过程中, 因考虑不够周到谨慎, 而误致使工匠疲劳致死, 明显违反律条。在判词中, 张鷟认为 “夫半毙而功成, 若为征赏”, 用工匠性命换来宫殿的建成, 功不抵过, 不值得称赞。他指出 “法有正条, 理宜科结”, 应对柳佺依律处罚。张鷟先依情说理, 再依律定罪, 做到了情法兼顾。

其二, 在法有明文规定时, 依人情变通裁判。此种情形指涉案人员违反律文, 但情有可原, 不依律文而依人情变通裁判。如 “太史刻漏二条” 第一条, 太史令杜淹私下教习儿子天文, 并私自拥有 “玄象器物”, 违反律条, 被人告发。《唐律·职制律》规定 “诸玄象器物, 天文, 图书, 谶书, 兵书, 七曜历, 太一, 雷公式, 私家不得有, 违者徒二年”, 注曰 “私习天文者亦同”。此案明显违反律条规定, 但张鷟却认为杜淹不应有罪, 辩称 “父为太史, 子学天文”,“堂构无堕, 家风不坠”, 认为子承父业, 其情可恕, 应 “准法无辜, 按宜从记”。张鷟并没有拘泥于律文, 而是依人情对其重新解释, 做出无罪的判决。

又如 “太卜太医二条” 第二条, 太医令张仲善开药方, 私自加了三味药, 和古方有出入, 被判绞刑。针对配制御药中的过失犯罪《唐律》有明确规定。《唐律·名例律》规定 “合和御药, 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 属于 “大不敬”, 又注曰 “配制御药, 因过误不依本方及封签书写有错”, 疏议曰 “合和御药, 虽凭正方, 中间误谬, 误违本法”。《唐律·职制律》也规定, 因过失导致合和御药 “不如本方” 御医应处以绞刑。疏议解释 “不如本方” 是指分两多少不符合本方规定的情形。若是故意, 则属于谋反。但张鷟在判词中认为对张仲善量刑过重, 应当重新考虑律条与人情之间的关系, 再予以裁判。他极力赞扬张仲善的医术, 表示事出有因。同时, 他也承认依律应对张仲善判处绞刑, 但依人情可以原谅。“进劾断绞, 亦合甘从;处方即依, 诚为苦屈”, 权衡之后他认为若是皇帝可以理解则情理相通, 若皇帝不能理解则只能依律裁判, 应衡量利弊再做出判决, 表现出张鷟在法与人情之间的纠结。

其三, 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时, 依人情裁判。如 “苑总监二条” 第一条, 新安谷水社原是皇苑官地, 近来被百姓吞并, 苑总监奏请将百姓侵占之地再次收回苑内, 百姓不服。张鷟认为新安谷水社虽是属于皇产, 但应当权衡 “利人” 与 “利国” 之间的关系, 不能因此伤害百姓的感情,“何惜数顷之地, 顿伤百姓之情”。最后张鷟认为应坚持原来宫苑与百姓田地的边界不改, 依人情而裁判。

不难看出, 张鷟在判词中既有对律文的娴熟运用, 也有对人情的谨慎考虑, 当得起 “不违法意, 不背人情”。因此,“但知堆垛故事, 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 殆是无一篇可读, 一联可味” 的评价有失公正。可能是因为张鷟判词中色彩风扬的文字遮盖了他审慎缜密的思维, 造成了后人的误读。此外,《龙筋凤髓判》兼顾情法的特点对今日判例编撰也有启示意义, 一是应鼓励非官方主体编撰判例集, 有助于丰富判例研究的成果;二是编撰判例集时, 选取案例不但要注重其法律价值, 也要考虑其社会效果, 做到法与人情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