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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陵集》:唯一存世的唐人唱和集 | 许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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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陵集》十卷,唐皮日休、陆龟蒙等唱和诗集。陆龟蒙编次,皮日休序。松陵,即松江之别称,又称吴江、吴淞江、笠泽等,其地即今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地区,正是皮陆等诗人活跃的范围,皮陆因借以命名诗集。

其中皮日休与陆龟蒙各得往体诗(即古体诗)93首、今体诗193首、杂体诗38首,另有联句及问答18首,全书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是皮日休、陆龟蒙二人的唱和之作。此外颜萱、张贲、郑璧、司马都、李縠、崔璐、魏朴、羊昭业、崔璞等人也有唱和之作,多则十馀首,少则一首。《松陵集》凡录诗698首,诗序20篇。

皮日休,字袭美,襄阳人。居于鹿门山,自号醉吟先生。咸通八年(867)进士,官太常博士。撰有《皮子文薮》。《新唐书·逆臣传》称其降于黄巢,曾任黄巢的翰林学士。而宋人尹洙、陆游等则力辨皮日休并无“陷贼”之事。

陆龟蒙,字鲁望,吴江(今苏州)人。曾任州郡僚佐,不乐仕宦,因归隐松江。一生勤于笔耕,然书稿竟被盗去。今所存者,除唱和集《松陵集》之外,尚有《笠泽丛书》《甫里集》。陆龟蒙不爱与俗人交往,喜欢喝茶,随身携带书卷、笔床、茶灶、钓具,往来松江,时人谓之江湖散人、天随子,自比渔父、江上丈人。

皮日休和陆龟蒙虽然身当唐末乱世,不免有离世独立的消极思想,但他们的诗文成就都很高,能在唐末文坛别开生面。其散文成就,鲁迅曾云:“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至其唱和诗歌,后人称之为“松陵体”“皮陆体”。

据明代琴谱《西麓堂琴统》记,《醉渔唱晚》为晚唐诗人陆龟蒙和皮日休泛舟松江,见渔父醉歌而作。中华书局《琴曲集成》收录《西麓堂琴统

《松陵集》产生于晚唐懿宗咸通年间,作者群基本上属于下级官吏和隐士。他们的唱和,很自然地就以抒发隐逸闲适、超世脱俗为基本情感趋向。主要内容则是描写吴中山水风光、节候风物、咏怀吴中古迹古事,吟咏平居环境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以及频繁的宴集唱和等。总之,其诗歌创作呈现出空前的日常化、生活化的现象,显然可以看到诗人们尽力搜寻、发掘诗料,刻意地拓展深化诗歌的表现题材的努力,给人以深切的新鲜感。《松陵集》这一创作上的基本特色,前人称赞说:“皮陆此种诗雅正可法,令人触处皆可成诗。”这样的评价,也可以体会出皮陆等人的唱和诗在文学史上的魅力,以及其影响之所在。

如写山水景色,他们不仅有大量的单篇作品,而且还有每人分别创作的《太湖诗二十首》《四明山九题》《虎丘寺西小溪泛舟三绝》等组诗,表现徜徉山水、探奇寻幽的趣尚。又如写节候风物和平居的生活情形,在《松陵集》里十分普遍。这一点,从该集的诗题里大量出现“春”“早春”“讨春”“惜春”“春雨”“春日”“感春”“春思”“春夕”……“初夏”“夏首”“新夏”“夏初”“夏景”……“新秋”“秋日”“秋晚”“早秋”“秋怀”……“初冬”“寒夜”“冬晓”“寒日”等等词汇,就足以表明它们在题材内容上的日常生活化和琐细性。

 

再如吟咏吴中古迹古事的内容,既有专门的怀古诗,《皋桥》《泰伯庙》《馆娃宫怀古》《馆娃宫怀古五绝》等诗;更有大量的篇章,在描绘山水或叙事抒情中,涉猎许多吴中历史故实的内容,如《吴中书事寄汉南裴尚书》《忆洞庭观步十韵》,以及《太湖诗二十首》等诗,都是如此。它们富有吴、越地区浓郁深厚的人文风俗的历史积淀。

咏物也是《松陵集》的诗歌日常生活化的一个重要表现。皮陆二人的咏物诗极多。有的推陈创新,老题材写出了新意而成为名篇佳作,如咏白莲、咏薔薇、咏古杉、咏浮萍等篇章;也有的咏前人所未咏,拓展了题材范围,又生新奇异,受到历代论者的重视,如咏竹夹膝、咏绿罽,以及《五贶诗》中所咏五物(五泻舟、华顶杖、太湖砚、乌龙养和、诃陵尊)等,它们都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和雅士趣尚,渗透着闲适的隐逸情怀。

《松陵集》里还有几组组诗,数量较大,同样表现了“触处成诗”,在日常化、生活化的题材上大力发掘的特点。这就是皮陆二人唱和的《渔具诗》十五首、《添渔具诗》五首、《樵人十咏》《酒中十咏》《添酒中六咏》《茶中杂咏》十首等诗。二人的作品合计共有112首,几乎占到整个《松陵集》诗歌数量的六分之一,颇为值得注意。这些诗篇,在宋、元、明、清的诗坛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总之,叙写日常化、生活化的题材内容,是《松陵集》的基本特色。正因为它们的细微琐碎,而诗人却是满怀热情地吟咏它们,力求写出它们的特点,表现文人雅士的隐逸情趣,造成了它们在诗料上的广博性和通俗性。仅就用典使事而言,就体现了它们的生僻俚俗、精巧新奇。

 

皮陆在诗中不仅广泛地运用历代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典籍,而且大量地运用佛书、道书、医书、农书、字书、方志、笔记中的故实,乃至于喜爱运用事物富有地方特色的别称或俗称,如“湖目(莲子)”“水花(荷花或浮萍)”“神草(人参)”“延年(菊花)”等等。其中有些只有作者加上自注,读者方能知晓。如“红翠”,自注:“山鸟名”;“茶枪”,自注:“茶芽未展者曰枪,已展者曰旗”;“朱衣”,自注:“松江有朱衣鲋”;“白云养”,自注:“山家谓养柴地为养”等等,不一而足。显然,《松陵集》在用典上开辟了许多新途径、新门类,大大地拓展了前人用典的方式方法。它们也是诗人追求诗歌的日常化、生活化所致。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宋代诗人“以才学为诗”和“化俗为雅”的风气。

今天,我们研读《松陵集》,不仅可以深入了解“皮陆诗派”,而且可以更清楚地探讨“唐音”“宋调”的嬗变,从而深化对于唐、宋诗歌史的研究。

王锡九教授的《松陵集校注》,是迄今为止《松陵集》的第一个整理本。该书校勘审慎,注释详尽,辑录的研究资料比较完备,对于读者深入研究、探讨《松陵集》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值得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