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9

九靈
游客

@gsyrzjy #19091

朋友言过其实了。他们都是真做学问的,我不过是打打酱油的。怎么能够与人相提并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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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耶稣会士靠剽窃中医,伪造译著,虚构出西洋医学

转载,作者:生民无疆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在中国 “翻译” 了大批的 “西学” 著作,其中《泰西人身说概世界数字图书馆链接和《人身图说汉语基督教文献馆链接被称为西洋解剖学 “西学东渐” 的代表作。

其实,只要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浏览这些 “译作” 就能发现,其核心内容基本是剽窃中国著作,经过改头换面后行诸于世的;而且,它们真正的作者即文抄公,全是中国人,如《几何原本书格链接 的作者就是基督徒徐光启;《同文算指》的作者就是基督徒李之藻。有关具体情况,我们以后慢慢说。

今天,我们专门谈《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这两部书。这两部书似乎是迫不得已才编造出来的。毕拱辰在 “泰西人身说概序” 中透露出了缘由。他说,甲戌岁(1634 年),他对汤若望说,你们翻译的著作说尽了天地之事,唯独没有涉及到医学。汤若望就拿出西洋《人身图》和邓玉函在李之藻家中翻译的《人身说》(即《人身图说》)给他看。

《泰西人身说概》是 “耶稣会士邓玉函译述,东莱后学毕拱辰润定”, 《人身图说》则是 “远西耶稣会士罗雅谷,同会龙华民、邓玉函译述”,两部书都与邓玉函有关,而邓玉函于 1621 年抵达澳门,随后在嘉定学习汉语,又在杭州传教,1630 年就去世了。《人身图说》的主撰者罗雅谷于 1622 年才抵达澳门。假设邓玉函专心学习汉语时间为 2 年左右,那么,这两部书完成的时间应该在 1623 至 1630 年之间。

总之,《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出现较晚,是耶稣会士们在 “翻译” 了大批的 “西学” 著作之后,才冒出来的。尽管毕拱辰言之凿凿,但是假的终归是假的。

一、中国古代的 “解剖学”

中国古代有 “解剖学” 吗?这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不知怎么竟然成为了一个问题。

我们翻开字典的检字表,稍微琢磨一下这一个个以骨、月为偏旁部首的汉字,还会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解剖学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如果没有解剖学和相关实践,这些个汉字从何而来?

《说文解字》

黄帝内经·素问篇·六节藏象论书格链接

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

如果没有强大的解剖理论和实践为基础,中医关于五脏六腑的各自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又是从何而来?

事实上,在《黄帝内经》中便体现出了强大的解剖学基础。如《黄帝内经·灵枢篇·肠胃》所描述的消化道的各器官及其数据,与当今解剖学的几乎毫无二致:

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重十两,广一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周迭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于脐上。回运环十六曲,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回肠当脐,左环回周叶积而下,回运环反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广肠傅脊,以受回肠,左环叶脊,上下辟,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

毕拱辰在《泰西人身说概》序言中,老实承认他们阅读过的中国专门的解剖学著作,而且说:

按新莽时,捕得王孙庆,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治。又宋庆历间,待制杜杞执湖南贼欧希范与囚领数十人,尽磔于市,皆剖腹刳其肾肠,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绘以为图。[1]

公元初的王莽时和宋朝庆历年间(1041-1048),官方专门安排医生在处决死囚后立即进行解剖并绘以为图。

自古以来,中医学从来就不缺少解剖图。宋朝杨介著于政和二年(1112)的《存真环中图》便是解剖学专著,他说:

世传五脏图有道家烟萝子,专为神运朝真之说,大概存焉。宜贼欧希范被刑时,州吏吴简令画工就图之,以谓详得其状;或以书考之则未完。崇宁中,泗刑贼于市,邓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视,决膜摘膏,曲折图之,尽得纤细。介取之校之……

杨介在撰写《存真环中图》时,远有广为传世的烟萝子五脏图,近有几十年前的欧希范五脏图。杨介认为这些都不完善,前者只得 “大概”,后者 “以书考之则未完”。这就是他创作该书的动力。杨介在获得了崇宁年间(1102-1106)解剖死刑犯尸体的第一手资料后,完成了这部书。

宋贾伟节 “存真环中两图序”:

都梁山杨君吉老以所见五脏之真绘而图,取烟萝子所画条悉而厘正之。

杨介基于宋朝两次解剖实践,厘正了以前的解剖图书中的错误。

学术就是这样进步的。

《存真环中图》中的部分解剖图

中国古代,解剖学早已不再局限于看病,并诞生了法医学。早在千年前,中国的司法领域就有了专职的法医。宋朝法医宋慈(1186—1249)所著《洗冤集录书格链接 便是系统的法医学著作。宋慈在序言中说:

遂博采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稡之,厘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刊于湖南宪治,示我同寅,使得参验互考。

宋慈说,当时流传着许多法医学著作。宋慈基于前人的智慧,加上自己的见解,创作了这部著作。

二、明朝时,欧洲没有医学

明朝时,欧洲根本就没有医学,也不可能诞生像样的医学。

众所周知,当时的欧洲,城乡臭气熏天,死尸满地乱扔;王公贵族们终身不洗澡不洗脸不洗手,随地大小便。关于这方面,不再赘言。

按照现行西方史,意大利、法国是当时欧洲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艾儒略在《职方外纪汉语基督教文献馆链接 中如此记录当时法国的医学:

是国(拂郎察,即法国)之王,天主特赐宠异。自古迄今之主,皆赐一神,能以手抚人疬疮,应手而愈,至今其王每岁一日疗人。[2]

法国人靠国王手摸治病,但是,国王每年只坐诊一天。

意大利的医学是这样的:

……又有沸泉,有温泉,沸泉……温泉,女子或浴或饮,不生育者,育;能育者,多乳……又有地出火,四周皆小山,山洞甚多,入内皆可疗病,又各主一疾,如欲得汗者,入某洞则汗至;欲除湿者,入某洞则湿去。因有百洞,遂名曰一百所。[3]

意大利人靠钻进不同的山洞治疗不同的疾病,靠喝温泉水治疗不孕不育。

意大利、法国尚且如此不堪,欧洲如何能存在医学!这样的环境下,又如何能够诞生医学!

自唐朝以来,中国从朝廷到每个州郡,都设立了医学院。有趣的是,靠国王手摸治病的西洋,竟然和中国一样,也建立起了医学院:

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优者进于大学,乃分为四科,而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疗病疾……其试,一日止一二人,一人遍应诸师之问,如是取中便许任事。[4]

欧洲的医学院的教师是谁?医学知识来自何方?

中国的州县还广设免费为百姓诊断病情医院和贫民救治机构,欧洲也不甘落后:

又有病院,大城多至数十所……凡贵人,若羁旅,若使客,偶患疾病则入此院。院倍美于常屋,所需药物,悉有主者掌之,预备名医,日与病者诊视。复有衣衾帷幔之属,调护看守之人。病愈而去,贫者量给资斧。此乃国王大家所立,或城中人并力而成。[5]

当时的欧洲,播下一斤种子收获不过三五斤,全社会连吃饭都成问题。无论是国王的经济能力,还是当时欧洲的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

三、照抄中国医书的 “西方解剖学”

靠国王手摸治病的邓玉函等人,硬是给中国传来了欧洲的 “解剖学”。

只要我们稍加留心,你就能发现,他们 “翻译” 出来的欧洲解剖学著作,是地地道道抄袭中国著作的产物。

《人身图说》通篇使用中医穴位名称来描述人身各部位,而且进行穴位治疗。例如:

至太阳(穴)又分为二肢……上至凤池(穴)……一下行至舌底及缺盆(穴),一升上于头厚皮及天庭(穴)之缝……并兰台(穴)、廷尉(穴)……西师云:如头疼及太阳(穴)痛,须于印堂(穴)血络即太阳血络开血即愈,屡试有验。[6]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人身图说》把中医的穴位名称几乎用遍了。

西医有穴位之说吗?当然没有。西医会以穴位来进行人体描述吗?当然不会。如果说这 “解剖学” 著作确实来源于欧洲,那么,在原著中,西医又是用什么样的文字来描述这一个个穴位所在的位置?

尽管《人身图说》是 “解剖学” 的书,但是,邓玉函等人抄书上瘾,过于勤奋,一再不辞辛苦地抄下了全套的中医治疗方法。例如:

若乳发肿毒,当于其左右旁及下分打火罐以散之。[7]

环跳穴,系骨节凑合之处。受病,宜贴风痛膏,或打火罐,或九龙雷火针。[8]

如果乳房发肿毒,就在乳房的左右旁及下面分别打火罐;环跳穴是骨节凑合之处,如果病了,适合贴风痛膏,或者打火罐,或采用九龙雷火针。

穴位、火罐、膏药、九龙雷火针,中医的十八般武艺尽数上场。只要不是睁眼瞎,都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货。

如果穴位问题还可以狡辩的话,那么,这该是铁证如山了。除了抄袭中国著作,不可能有其他解释。

只要我们肯花时间,就能找到许多源头。如《人身图说》:

人之肝或止一,或有二,极多不过三。[9]

显然,这就是抄自宋朝杨介《存真环中图》:

肝则独片者,有二片、三片者。

毕拱辰在《泰西人身说概》序言中说,中国古代解剖死囚尸体,“事与泰西颇类”,欧洲也是这样干的:

闻西土格致名流,值有殊死重囚,多生购之,层剥寸刲……故其著论致为精辟。[10]

总之,中国医学有什么,西洋医学就有什么;中国医学是怎么建设发展的,西洋人也是怎么做的。

邓玉函等人到底找了多少中国医书来寻章摘句,东拼西凑,我们已经无法还原其全部真相。毕拱辰在序中说,本书是邓玉函在李之藻家中 “翻译” 出来的。以邓玉函的经历,当时,邓玉函至多是刚刚可以使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不可能拥有翻译医书的水平,更不可能具备阅读中医著作的能力。因此,《人身图说》的真正作者很可能就是李之藻本人。

李之藻是进士出身,明朝省部级的高级官员,无疑,其家藏书丰富。李之藻被耶稣会认定为最虔诚的基督徒,为耶稣会编造了大量图书。由于李之藻并不知道欧洲的真实状况,故而闹出了穴位、火罐、膏药、九龙雷火针的 “西医” 笑话。(我注:如果传教士中文好,好歹改头换面一下,可见真实中文水平,堪忧啊!)

四、胡诌的西洋医学理论

仅仅有解剖学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医学理论,才能算是有了较成熟的医学。

那么,在耶稣会士笔下,西医的理论是怎样的呢?

阴阳五行是中医的理论基础,耶稣会士不好完全照抄,就编造了一个 “阴阳”“四行” 学说,但是套路是一致的。

胡诌出来的四元行图

所谓四行,就是假设世界是由火、气、水、土构成的,而人体是一个小宇宙,相应的,人体也是由火、气、水、土所构成,进而产生热、干、冷、湿四情。利玛窦《乾坤体义》:

天下凡有形者,俱从四行成其质,曰火、气、水、土是也,其数不可阙增也。夫行之本情,并为四也,曰热、干、冷、湿是也。四元行,每二元情配合为性而成焉。若冷与热,干与湿,直相背而不可同居,以为二行矣。[11]

这个火、气、水、土的四行学说,显然是抄袭自佛教理论。耶稣会士当然知道这一点,他们也知道中国人知道这一点,但是,利玛窦在《乾坤体义》中说:

释氏,小西域人也。若已闻太西儒所论四行,而欲传之于中国,谓地、水、火、风,乃四大也。[12]

利玛窦竟然反过来指责佛教抄袭了基督教。众所周知,释迦牟尼远远早于耶稣,只有耶稣抄袭释迦牟尼的可能,绝无释迦牟尼抄袭耶稣的可能性。

为了化解这一困境,在《天主实义汉语基督教文献馆链接 中,利玛窦甚至胡乱解释中国历史:

考之中国之史,当时汉明帝尝闻其事,遣使西往求经,使者半途误值身毒之国,取其佛经,流传中国。[13]

利玛窦竟然说,汉明帝因为听说了耶稣在中东传教,才遣使西域取经,但是使者误往印度,取回了抄袭基督教的佛经。

根据抄袭佛教的东西编造了四行理论之后,要想成功建立起医学理论体系,就只能抄袭中医理论了。众所周知,天人合一学说,以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便是中国所独有的东西。这套理论太复杂,耶稣会士不可能搞得明白,李之藻又出马了。“波尔杜曷后学傅汎际译义,西湖存园寄叟李之藻达辞” 的《寰有诠世界数字图书馆链接

穷理者,比拟而释元行之为四也。一,谓人如一小寰宇,四液在身,如四行在大寰宇然,红液应火,黄液应气,白液应水,黑液应土也。[14]

不仅强调人体是一个小寰宇,而且照搬中医五行学说,以四行对应四液。罗雅谷《哀矜行诠汉语基督教文献馆链接

人肉躯函有四情:热、冷、干、湿是也。比四者和,而肉躯始安。[15]

人之一身全赖元气充满,元气分为二:一湿气,一热气。二气均调,乃无疾病。[16]

中医讲五行和肉躯安、元气充盈乃无疾病,罗雅谷也这么说。更加惊人的是利玛窦的一番话,《乾坤体义》:

若四季者,春乃湿暑,则属气焉;秋乃旱寒,则属土焉;夏乃暑旱,则属火焉;冬乃寒湿,则属水焉。其岁二十四节,亦以四季分类……若人内四液者,血属气,黄痰属火,白痰属水,黑痰属土也。……人发病疾,盖四液不调耳已,古医家以四者分课,则先访审所伤者,后以相背药治之也。[17]

利玛窦竟然将治病与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对应起来考虑!西医并不如此,而且欧洲不存在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的气候,因此,欧洲绝不可能诞生这样的理论。

不只是利玛窦这么说,傅汎际《寰有诠》:

四液相调,以成具魂者之异禀,四行亦各配合,以成万有之殊形。一,谓四季分应各行,火应夏,土应秋,气应春,水应冬,入多国古儒分别四行为二,就各所施,一谓之男,一谓之女,其义,似中土所谓阴阳者。[18]

除了四行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傅汎际还搬出了 “入多国” 即埃及,宣称那里也建立有阴阳学说。高一志也说,西方自古就有阴阳学说:

外内虽各有主,而女阴男阳妇必从夫,以为起居之表焉。古博学之士布路大尝曰:“妇虽贵且尊……又譬如日月,月主阴,泽下物,光力悉借诸日,倘掩日,非特失其光,且致诸物乖乱。”[1]

西医中有阴阳学说吗?当然没有。耶稣会士的阴阳学说和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一样,抄自中国文献。

耶稣会士还宣称,欧洲医生根据时节看病下药:

故医家治疗,常考月与列宿会合之次。[19]

只有中医才讲究天人合一,将防病治病与时令紧密联系起来,并且建立起了完善的理论体系,《黄帝内经·素问篇·四气调神大论》: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耶稣会士抄了一点佛教的东西,再抄袭中医理论,强行东拼西凑起来了一个阴阳四行理论,但是完全不能用来治疗实践。真的用这套来行医,无异于谋杀苍生。

中医五行以木主肝,火主心,土主脾,金主肺,水主肾,相互间还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但是,耶稣会士只是搞了个四行,无法完全照抄,也得硬着头皮抄,傅汎际《寰有诠》:

又日主心,火主胆,木主肝,水主口与舌,土主首。[20]

抄着抄着就忘了,以 “木” 代替了 “气”,抄出了火、木、水、土的 “新四行”,而且与中医一样:木主肝。即便如此,心、胆、肝、口与舌、首之外的如脾、肾之类器官,口与舌、首的阴阳又是怎么一回事,傅汎际也顾不得了。傅汎际《寰有诠》又说:

月天之下,四行本所序次,亦各定有尊卑,火贵于气,气贵于水,水贵于土也,即居静天九品之灵,其次第亦然,位弥高者体弥尊……[21]

这里,他似乎又忘记了 “木”,回归了 “旧四行”。胆(火)贵于气(木,肝),气(木,肝)贵于口与舌(水),口与舌(水)贵于首(土),以此来看,口与舌比脑袋还重要?四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谁比谁更牛的关系?凡此种种,只有神仙才能解释清楚。

在耶稣会士笔下的四行,还是这么一个怪物,傅汎际《寰有诠》:

霸辣笃谓火行属四面三角等边形,气行属八面三角等边形,水行属二十面三角等边形,土行属六面四方形也。[22]

傅汎际搬出了霸辣笃,即柏拉图。柏拉图是这样解释四行:火是四面三角等边形,气是八面三角等边形,水是二十面三角等边形,土是六面四方形。

耶稣会士所说的四行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只有天知道。

柏拉图的四行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同样是只有天知道。

这三角形、四边形的阴阳又是怎么回事,依然是只有天知道。

如果谁认真对待,想要把他们的阴阳四行弄明白,十之八九会发疯。

这样的阴阳四行理论,能指导出如何的医学理论和实践?我不知道谁能回答出来。

五、靠切脉诊病的西洋医学

如果不能诊断病情,解剖学学得再好也毫无用处——总不能凡是肝痛肚子疼的患者都拉开肚皮检查一番吧!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进入西医院,找医生看病,医生必然先开出一大堆的单子:验血、验尿、验屎、彩超、核磁共振...... 一系列的检查做完了,医生看完检查报告,做出了结论,然后住院、打针、吃药。

可是,如果当你进入医院的时候,恰好整个城市停电了,西医该如何给你诊断病情?众所周知,人类使用电的历史,才百余年。用较原始的手段验血、验尿、验屎的历史,不过二百年。

二百多年以前,如果一个人肝痛肚子疼,西医是如何诊断病情的呢?

来华耶稣会士的汉文著作告诉我们真相了。“极西高一志撰,虞城杨天精、河东卫斗枢、段衮、韩霖较每一个传教士背后都有几个中国人” 的《齐家西学》说:

三家(笔者注,指法律、医学、格物穷理之学)者,乃西学之大端也……其二家谓之修疾治命之学……故吾泰西古俗,医有公学,诸名士释古医之遗经,发明人性之本原,辨外体百肢之殊,内脏诸情之验,及万病之所以然,而因设其所当用之药方,亦大约六年中,师教弟子以切脉及疗治之法,后严考试,而非领考司之命,不得擅行医也。[23]

高一志说,欧洲办了很多的医学院,学制 6 年,学生需要学习很多的医书,通过考试之后才能从业。在这六年时间里,学生主要学一些什么呢?答案是:切脉及疗治之法。

艾儒略证实了这一点。基督徒李九标主要记录艾儒略言论的《口铎日抄汉语基督教文献馆链接

先生(艾儒略)曰:“……何异医者按脉治病,以手印手,冀得其症而疗之。”[24]

原来,在来华耶稣会士笔下,当时欧洲的 “西医”,是靠 “以手印手” 切脉诊断病情的。

西医靠切脉诊病吗?当然不是。君不见,今天有的西医每天都在指责中医切脉诊病不科学!

以耶稣会士的 “阴阳四行” 学说,及其 “日主心,火主胆,木主肝,水主口与舌,土主首”,“血属气,黄痰属火,白痰属水,黑痰属土” 之类的胡言乱语,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诊脉的。

无疑,耶稣会士之 “按脉治病” 纯属编造。

这足以证明,当时的欧洲,根本就没有医学

六、道德底线之外的 “西学东渐”

至此,也许有人仍存在这样的疑问:如果欧洲完全没有医学,耶稣会士怎么可能会凭空编造出解剖学著作?

这是有道德底线的人才会产生的疑问。

我随手列举几个例子。

蚕桑,是中国特有的东西,至少,西欧是没有的。尽管当时欧洲人正在进口中国丝绸,但是,耶稣会士竟然写出了教中国人如何种桑、养蚕的文字,如《齐家西学》:

西俗,多于池外道旁,树桑供蚕,益倍于诸树之利。夏月,桑子既熟,取种播之……[25]

养蚕为女红之首业,亦略陈之。蚕种怀于春孟,生于春仲……[26]

服不服?不服的话,我再举例。

欧洲人种植过黍、粟、稻之类吗?至少,西欧人不仅没种过,而且没吃过。但是,耶稣会士竟然写出了教中国人如何种黍、如何种粟、如何种水稻的文字,如《齐家西学》:

黍有长茎、短茎二类,短者良,种时在春末夏初,厥地喜易,喜肥,喜频灌……粟性热于黍……稷于百谷中最粗……豆有多种,大率喜善地。地欲三翻:孟冬、孟春、季春……稻各地可种,地硗则加壅溉,冬前后翻治既平,依形画区,内外立垄,开渠备溉……[27]

诸如此类的文字太多太长,我就不罗列了。

这些,是不是抄袭剽窃中国著作?不用怀疑了吧!

耶稣会士撰写的种桑、养蚕、种黍、种粟、种水稻的文字,与他们的 “解剖学” 著作一样,是揭示 “西学东渐” 本质的最典型的代表

七、结论

直到明朝末年,欧洲尚处于 “手摸治病” 阶段,根本没有医学,既无医学理论,也无诊断方法,更不存在医生

来华耶稣会士“翻译” 的 “泰西医书”实际上通过有组织地抄袭中医著作,东拼西凑编造出来的具体的执行者是皈依耶稣会的李之藻等人

注释:

[1]《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19-20 页。

[2] 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华书局,2000 年 4 月,第 82 页。

[3] 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华书局,2000 年 4 月,第 86、87 页。

[4] 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华书局,2000 年 4 月,第 69 页。

[5] 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华书局,2000 年 4 月,第 71 页。

[6]《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78 页。

[7]《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77 页。

[8]《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131 页。

[9]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90 页。

[10]《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19 页。

[11] 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述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2 月,第 526 页。

[12] 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述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2 月,第 528 页。

[13] 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述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2 月,第 96 页。

[14]《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562 页。

[15]《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③)》,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39 页。

[16]《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③)》,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46 页。

[17] 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述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2 月,第 528 页。

[18]《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562 页。

[19]《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408 页。

[20]《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408 页。

[21]《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461 页。

[22]《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571 页。

[23]《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452 页。

[24]《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③)》,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421 页。

[25]《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497 页。

[26]《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504 页。

[27]《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494-49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