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天文学是窃取而不是赠予——摘自诸玄识《耶稣会士从中国偷走“西学基因” ——开启了终古知识的“乾坤挪移”》
（甲）疯狂地搜集中国天文学资料
有关利玛窦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科技及天文学的谎言，被发生在他死后一个半世纪的事所拆穿。
就广泛的科技而言，17-18世纪的“西方科学”一直是指望和基于中国的相关资料的。
直到牛顿去世后许多年，即在1751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荣誉会员，表彰他所提供的有关中国科技的信息。宋君荣尤其是把大量和系统的中国天文资料带回西方。李约瑟写道：
宋君荣出生于1689年，1723年成为耶稣会士……。在巴黎天文台受过良好的训练，然后被派往中国；他所从事的任务可谓艰苦卓绝和极为重要，获得了几乎完美的中国知识，尽最大可能地收集天文学资料……。
发明家詹姆斯·林赛说：
西方获得中国天文学资料这件事，非常感激耶稣会士；而提供资料的，除了宋君荣之外，还有：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柏应理（ 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杜赫德（Du Halde,1674-1743）钱德明（Joseph Maria Amiot,1718-1793）其中前两者还汇总了“中国科学”（Scientia Sinensis）。
（乙）《天文学大成》是荒谬赝品
没有文字、尤其是没有表意文字，怎么会有编年记录及天文资料呢？怎么会有科学及天文学的历史呢？
说到西方天文学及科学史，不能不讲“古埃及”托勒密著《天文学大成》。这是真的吗？意大利学者乔治·斯特拉诺指出：
托勒密《天文学大成》完全是假造！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文学教授罗伯特·牛顿谴责：
“托勒密不是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他是科学史上的最成功的欺诈（He is the most successful fraud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天文学大成》是公然伪造，使用假的数据来证明其模型；它对天文学的伤害超过其他任何一本邪书，如果它从未存在，那倒更好！”
这就是说，托勒密《天文学大成》没有学术价值，却使许多相关学者误入歧途。但对西方来说，它还是有着可观的现实意义的，那就是：《天文学大成》作为“希腊化”与科技史的里程碑，服务于西方中心论。不是吗？国内科技史的权威们一直都在吹捧它！
有外国学者考证《天文学大成》问世的时间，是17世纪早期（the early XVII century）。而我们则认为，它应该是在19世纪被改写的。
（丙）依靠中国资料伪造天文学史
从芝加哥大学教授拉斐尔斯的话可见端倪：
丰富和多样性的中国证据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由于）中国史料远远超过古希腊的，……这个机会便是使用中国证据，来弥补一些希腊记录的空缺。多样性、连续性和大范围的中国资料源……使我们看清两种文化传统中重要变化和争议；注意这些内在的变化和争议，有助于避免对“文明”的泛泛而谈。……中国证据也提供了历史连续性的优势；……尤其是在历史和民族志材料的方面，中国证据为研究各种传统打开了视野。
论世界天文学史，只有中国是真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特刊《哈雷和他的彗星》写道：
据说，彗星观察起源于巴比伦，再传到古埃及和古希腊。欧美的科普文学频繁地引用巴比伦彗星，它被设定为公元前1140年；然而，这是根据19世纪不靠谱的“考古成果”——楔形文字——来解释的。实际上，所有的相关学者都是按照自己的偏见来阐述的。虽然一些“古代”希腊—罗马的书中提到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彗星，但是，根本找不到明确的参考资料。“打消对古代中东有关彗星传奇的模糊猜测，除了中国的资料来源之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公元前7世纪以前的彗星记载！”……“对于这项工作，中国史志所包含的天文观察数据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是根据中国资料和数据来虚构“天文学史”的！“英国皇家学会元勋之一的亨利·鲍尔（Henry Power, 1623-1668年）……把天文学的起源放在迦勒底，……并说，希腊人最初必须向迦勒底人学习；他又在喜帕恰斯（Hipparchus）和托勒密（Ptolemy）的关系上，拓展该话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中国的证据已被纳入英语的阐述中。”亨利·鲍尔给出的理由是：“伟大的中国知识源自‘巴别塔打乱语言’之前”，而未受其影响。”
意大利东方学家哈盖尔（Joseph Hager,1757-1819年）揭露，
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天文学及其黄道与星座，都是来自中国。哈盖尔感叹道：“太多抄袭中国的（so many plagiarisms from China）！”
（丁）论证西方不可能原创天文学
17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怎么会有天文学呢？所谓的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第谷·布拉赫，以及所有的泛西方“古代”的，难道是真的吗？以下奠基天文学的六个历史因素，西方一个都没有：
第一，表意文字，培根于17世纪初提出“汉字是真正的字”，因为它表达概念；半个多世纪后（1668年），英国皇家学会正式讨论如何按照“汉字模式”，把表音的西方文字改造成“知识符号”。
第二，文献记录，即终古连续的数据或资料。没有表意文字，哪来历史文献？所以，现代早期的西方只能是通过耶稣会士获取中国资料，用来建构学科，虚构学统。
第三，国家制度，即大一统带来“大数据”，幅员辽阔的行政管理。17-18世纪的欧洲正在“转型”：从宗教失控的部落混战，转变为相对有序的民族国家；所以，之前的西方不会有全方位的天文观测。
第四，自然环境，即地形、气候和物种皆是多样性（天文地理及历法的参数来源）。而泛西方则较“单一”：高纬度之阳光稀少或沙漠中间的河流，都没有多少物种。
第五，成熟农业，即天文学的诞生与农业生产有关，后者强烈依赖历法，并且设法使气候、物候和节气等成为常识。天文、科技、历法、节气和编年史以及精耕细作的农业，凡此，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多维有机的系统，缺一不可。近代西方根本不知道“节气”为何物。
第六，时间概念，主要是指对过往时间的计算。西方是在17世纪从中国获得“历史编年”及其计算方法（天干地支）的，首先用于设计“圣经编年”和“普世历史”（埃及—两河、希腊—罗马等）。之前的西方没有“时间概念”，怎么会有天文学呢？！
重申第一点，即表意文字是产生知识与学术的前提；而西方则是在17世纪晚期，才开始按照“汉字表意”改造其表音文字的。几位国外学者指出：
按照莱布尼茨的说法，数学与科学的进步受到阻碍，是因为……欧洲语言（语音和语义）的支离破碎。
……根据莱布尼茨的方法，建立特别的科学语言〔即统一语义〕，用表意文字或符号来代表每一个概念〔引者按：每一个字母或字母组合，无论怎么发音，都必须代表一个固定不变和普遍通用的意思。由此，其字母文字也就有了“表意功能”〕。更复杂的思想将由这些基本的表意文字组合而成，才能建立知识……。
莱布尼茨还认为，表意的汉字是迈向普遍通用字符的第一步，因为它浓缩和组合了各种思想符号，把它们放在一个更复杂的表意系统之中。
图解 西方及现代的天文学是基于古代中国的成果。
难道，这些证据还不够？而你却宁愿相信经不起逻辑推敲的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