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了解一下相关的历史背景
上文所说的19世纪上半期德国的“希腊热”，应该是西方首次真正的“复兴古典”运动。但极为讽刺的则是，按照两位学者勃兰特（Bettina Brandt）和普迪（Daniel L. Purdy）主编的《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就在几代人之前，即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到歌德，中国文化与物质文化及“汉字密码”，塑造了德国文明及其所有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和现代德文。
美国鲍登学院教授陶茨（Birgit Tautz）指出：
“如果重新讲述历史故事，中国将会被置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学与文化史的核心地位”；
“到19世纪前期，各种新型的中国式的学科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西方。”
而歌德（Johann W. Goethe, 1749—1832）则是转折点：他组织收集和翻译中国文献，形成德语资料库，并基于它来开发“古希腊”的成果。
概述一下总的情况：
18世纪西方是“中国化”（Sinicization），分为两个方面：
“中国热”→ 欧洲启蒙运动（世俗化、文明化）→ 引进中国思想与制度。
“中国风”→ 引进中国物质文化及文艺和工艺 → 浪漫主义与“新古典”运动。
然而到19世纪，即法国革命结束后不久，形势急转直下——“后启蒙”之全面反动，“去中国化”、掀起西方中心论、复兴“西方古典”和变本加厉地殖民扩张与帝国主义侵略。
西方的真实历史与我们从书本上所学到的，乃大相径庭、大异其趣；古代的西方伪史自不待言，让我们来看近现代：
19世纪初开始大张旗鼓地“复兴古典”（希腊—罗马），它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1855年发明“文艺复兴”（Renaissance）词语和概念，仅局限于法国“历史”；1860年定性为“（14—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随后的几十年则是精心设计和全面塑造之。
进而言之，“古希腊”从何而来？近代早期欧洲的神职学者使用不成熟的文字，杜撰了它的雏形或“皮毛”；而且都是反动的，例如那时的亚里士多德及“亚里士多德主义”被批评为“科学发展的大敌”（Aristotle……as the arch enemy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19世纪初开始全面而系统地伪造“古希腊”——与现代西方同构或同质的“古代模式”，而“雅典古城”则是其中的最重要的物质文化之标识；这场闹剧的合乎逻辑的收场就是在该世纪下半期抛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一个连接欧洲古代与现代、并把“一枝独秀、一往无前”的西方与其余世界区别开来的“历史枢纽”。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希腊王国及奥托一世就被赋予了如此使命，即：配合欧洲列强来打造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古典招牌”，其内容分为两个部分：推行“希腊化”和“希腊语”。前者主要是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想象，建设既古老、又现代的雅典（城市）。当然，这是经过了好几代人的努力，直到20世纪上半期才初具规模。后者指欧洲列强和西方中心主义在希腊国家推行“希腊语”，但最终是失败的（1976年后不再是官方语言）；它实际上则是一种“伪古典语言”（pseudo-Classical language），原本是宗教用语，近代依靠印刷术锁定“发音符号”（字母）而形成文字，但仅在19世纪被“现代化”（modernized）之后，才能成为伪造“古希腊”的专属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