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时期对祭祀礼制等礼典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和编修，是北宋中前期从未有过的大变礼 “祀礼修於元丰，而成於元祐，至崇宁復有所增损”，其后继位的哲宗对礼制礼典方面的建设虽没有什么成就，后期徽宗却对北宋的礼制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其主要成就是《政和五礼新仪》，开创了 “礼及庶人” 的新局面。
一、《政和五礼新仪》的编撰
崇宁元年（1101)，徽宗决意要恢复宋神宗时期的新政，恰逢韩忠彦和曾布的相位之争，在起居舍人邓洵武德协助下，启用蔡京为相，重走熙宁和元丰时期新政的道路。崇宁二年（1102) 九月十六曰，徽宗下诏曰 “王者政治之端, 咸以礼乐为急……隆礼作乐，实治内修外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乎？宜令讲议司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赔永世。非徒考辞受登降之宜、金石陶匏之音而已，在乎博究情文，渐熙和睦，致安上治民，至德著，移风易俗，美化成迺”。说明宋徽宗对礼乐制度的建设有很高的期待，窥探出其欲通过礼仪制度建设来达到社会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望，于 “大观元年，诏于尚书省置，以执政兼领；详议官两员，以两制充。应凡礼制本末，皆议定取者。政和三年（1113），《五礼仪注》成，罢局”。
《宋史》卷 98 记载 “而大观初，置议礼局於尚书省，命详议、检讨官具礼制本末，议定请旨，三年书成，为《吉礼》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颁焉。” 说明议礼局由宰相执掌, 还设置了详议和检讨等官来详考古今礼制本末，如果需要进行议定，立即上呈给皇帝御览。宋徽宗和蔡京对礼典的编撰工作非常重视，不断下令催促, 徽宗甚至亲下御笔给议礼局, 将 “裁成损益，亲制法令，施之天下，以成一代之法”。大观二年（1108), 颁布徽宗撰写的《御制冠礼沿革》11 卷，并下令议礼局 “其余五礼，可依此编次” 其目标是编撰成属于徽宗时期的 “一代礼典”。
大观四年（1110)，议礼局上呈《大观新编礼书》，包括：《吉礼》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吉礼看详》13 卷、《祭服看详》2 册。
政和元年，议礼局又呈《大观新编礼书》剩余的宾、军、凶、嘉四礼，共 497 卷《大观新编礼书》颁行后，对耕籍礼文有很大争议，徽宗下令依《大观新编礼书》编修仪注，历经议礼局多次争论。政和三年（1113), 郑居中奏请将《新编五礼仪注》改名为《政和五礼新仪》, 其后徽宗亲自作序，于同年四月正式颁布《政和五礼新仪》，议礼局同时被罢局。
当时编修人员有 “议礼局官知枢密院郑居中、尚书白时中、慕容彦逢、学士强渊明等撰” 编修内容为 “前列局官随时酌议科条，及逐事御笔指挥。次列御制冠礼，盖当时颁次十卷为格式，故以冠诸篇。次为目录六卷。次为序例二十四卷，礼之纲也。次为吉礼一百一十一卷。次为宾礼二十一卷。次为军礼八卷。次为嘉礼四十二卷。升婚仪於冠仪前，徽宗所定也。次为凶礼十四卷，惟官民之制特详焉”。
《政和五礼新仪》全书从编撰到礼文的裁夺，甚至体例的拟定和卷目的次序都充满徽宗的个人意志和色彩，直接透过手诏和御笔来传达个人的主见。如果要仔细探讨御笔等指令的来源，发现不能过分强调徽宗在整部礼书编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据曾敏行《独醒杂志》卷 8 记载：“崇宁四年，中书奉行御笔。时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台谏多有驳难，故请直以御笔付有司。其或阻格，则以违制罪之。自是中外事无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復敢有异议者。”
按曾敏行之意，“御笔”乃是蔡京意欲夺权所设想之法，即使有“御笔”其所传达的并不全是徽宗旨意，有可能是蔡京或他人意见“时中外泰宁，徽宗留意礼文符瑞之事，师成善逢迎,希恩宠。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处殿中，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多择善书吏习仿帝书，杂诏旨以出，夕卜廷莫能辨”。可见御笔不一定是徽宗本人所决定的。《御制冠礼》是否为宋徽宗本人所撰写，目前无法进行考证，但是和《政和五礼新仪》相关的御笔，真正来自于徽宗本人意志的比例应该不会太高，蔡京应当有所著力。
宋徽宗之所以要编撰《政和五礼新仪》,除了在政治上崇尚神宗时期的路线和改革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宋徽宗时期内忧外患，社会危机加深，徽宗欲以礼制把皇权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行礼规范中，扩大统治基础，挽救其统治。当时的北宋王朝“承五季礼废乐坏，大乱之后，先王之泽竭，士弊于俗，学人溺于末习，忘君臣之分，废父子之亲，失夫妇之道，绝兄弟之好，至以众暴寡，以智欺愚，以勇威怯，以强凌弱，庶人服侯服，墙壁被文绣，公卿与皂吏同制，倡优下jian，得为后饰，昏冠丧祭，宫室器用，家殊俗异，人自为制，无复纲纪，几年于兹，未之能革”。可见，社会危机隐藏在繁荣的背后，不断加深，使徽宗“以礼乐为急”；其次，撇除君王身份，宋徽宗本人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对图书、花石、书画、古玩、音乐等都有独特的兴趣爱好，其中书画造诣颇深。但是对艺术美的追求和对礼的追求是相互渗透的,所以徽宗对艺术的偏爱又刺激着他在礼制建设上的欲望，“大观初，诏置议礼局于尚书省。二年，诏访求古礼器……中丞王黼亦乞颁《宣和殿博古图》，命儒臣考古以正今之失，乃诏改造礼器，自是鼎俎豆笾之属精巧殆于古同”。从设置议礼局到寻求访古礼器，到颁行《宣和殿博古图》，最后改造礼器，显示出礼制建设与徽宗个人对古玩艺术的爱好相关。
二、《政和五礼新仪》的推行和局限
政和六年（1116)，太府丞王鼎向宋徽宗奏请把《政和五礼新仪》颁行天下时说：“《新仪》藏在有司，民未通晓，望依新乐颁行，令州县召礼生隸业，使之推行民间，支以《新仪》从事”。此后宋徽宗答应其奏请，下令各级官府颁布推行新礼的措施。宋徽宗对《政和五礼新仪》在民间推行非常重视，“增置礼直官，许士庶就问新仪，而诏开封尹王革编类通行者，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其不奉行者论罪”。可见，颁行内容并非《政和五礼新仪》整部礼文，而是经过编类的 “通行者” 在朝廷运作层面上想要推行《政和五礼新仪》，首先下令州县让地方的礼生来学习，然后由这些礼生推广到民间。这种推广只适於地方应该行礼的内容部分, 且有律法保障 “其不奉行者论罪”
虽有律法保障，却无任何监督机制来保证顺利推行新仪, 所以政和八年（1118) 便下诏：“礼止邪未形，先王作仪以范民而教之中，其意微矣。《五礼新仪》，州县推行，未臻厥成，可依所奏, 令诸路监司因按部考察处惰，岁择一二以闻，当议赏罚，以观忠厚之俗”。一方面可推测王革刊行《政和五礼新仪》的时间最迟不会超过政和七年，另一方面也可窥测至政和八年时，新礼颁行到各州县的情况不太理想。于是，地方官才奏请宋徽宗下令各路监司来考察新礼在各地实行的状况，每年挑选几条个案，按照其优劣程度分别给予奖励和惩罚，但也可能有挟私打击之嫌，成为官员在官场上斗争的工具。面对此种情况，开封府尹盛章政和八年奏言 “比者帝子下降帅臣之家，始修舅姑馈盥之礼，位置棗栗，进拜唯谨，既传闻下至闾巷，细民无不咨嗟欢息，以调虽王姬之贵。陛下犹且以《政和五礼新仪》从事，况我曹之贱，而敢有不遵者乎？日者陛下又虑所颁《新仪》，天下遵行未，在京流俗，尚又沿循旧例者，再降处分，令本府立法施行。臣契勘民间冠昏所用之人，多是俚儒媒妁及阴阳卜祝之人，臣已令四厢并籍定姓名，逐旋勾追赴府，令本府礼生指教，侯其通晓，即给文帖。遇民庶之家有冠昏丧葬之礼，即令指受（新仪》，如尚敢沿循旧例，致使民庶有所违戾，及被呼不赴，因缘骚扰，邀阻贿赂，并许本色人遞相觉察陈告，勒出本行。其不係逐厢籍定之人，不许使令。所贵各务讲寻《新仪》，上下通晓。本府恭依处分，立到条法，一违仪不奉行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降原减”。
此后，宋徽宗批准了盛章的奏请。盛章的奏文明显反映出《政和五礼新仪》在京师开封府地区颁布施行情况。他指出宋徽宗虽多次下诏推行新礼，民间大都仍沿用旧俗惯例, 并不施行新礼。民间百姓大多依赖媒妁卜祝来行礼，开封府从媒妁卜祝之人入手，清查这些人的籍帐, 令其来到开封府衙，通过礼生来教导媒妁卜祝之人，使其熟知新礼的规定，希望他们带动民间按照《政和五礼新仪》的规定来行礼。如果这些媒妁卜祝不依照《政和五礼新仪》进行行礼，会被 “勒出本行” 而那些未经培训并被官府记录在案之人不允许主持礼仪，如有违反之人 “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降原减” 盛章的方法角度新颖，主张通过人员培训的方式进行传播，但在具体执行上有非常大的问题。陆游在《家世旧闻》中提到开封府强迫施行《政和五礼新仪》的状况 “先君言: 蔡京设礼制局累年，所费不可胜计，惟改朝靴为履耳。初以履易靴，议者颇疑，自是尽易朝服，传布渐广，於是贩头、帽纱者，皆不敢上京，贵至数倍。又颁《五礼新仪》，置礼生，令举行。而民间丧葬婚姻，礼生辄脅持之，曰 ‘汝不用《五礼新仪》，我将告汝矣’。必得赂乃已。民庐隘陋, 初无堂、寝、陛、户之别，欲行之亦不可得。朝廷悟其非, 乃诏以渐施行，其实遂废不行矣。河朔有柳公权书 ‘何进滔德政碑’ 号为绝笔，迎合者遂摩之，以刻《五礼新仪》云。”
依据陆游父亲所言得知，宋徽宗虽极力主张推行新礼且要求改变服饰，却造成士庶之间多方猜测，严重影响民间生活秩序。宋徽宗下令设置礼生是为了更好指导民间推行《政和五礼新仪》，礼生为达到目的，多采用胁迫方式，百姓为了避祸也经常贿赂礼生，严重影响新礼在民间推行。除官府执行力不强外，《政和五礼新仪》没有考虑民间的真实生活状况，导致在仪节编撰设计上不适于当时的社会状况。
除了通过人员培训的方式进行传播外，李新《乞州郡讲习五礼新仪札子》记载了在州县推行的另外一种方式：“臣恭览《五礼新仪》，制作之妙，追踪三代……臣尝谓吉、凶二礼士民所常用，今州郡将新仪指摘，出榜书写墙壁，务为推行之迹，而苟简灭裂、增损脱漏，诵读不行，未越旬时，字画漫灭，不可复攻。民庶所行既未通知，至与新仪违戾，或僭或陋, 实非民庶之过，臣欲乞诸州并许公库镂板，仪曹局以某礼行下属县，置籍抄录，检示粉壁及察民间所行之礼过与不及。州委教授，县则有出身官旦望就学讲习新仪，监司岁终保明具奏，察其勤弛而加劝惩之，如此则上下皆知礼, 风俗日以厚矣”。说明很多州县在推行《政和五礼新仪》之时，充分利用一些可以广泛阅览信息的空间来进行传播。李新鉴于地方州县在推行方式上有些马虎行事，在传布和监督上建议由公库镂板，让仪曹局以某礼行下属县，置籍抄录，经常查看粉壁和民间所行之礼。在《政和五礼新仪》的教授上，则有出身官旦望就学讲习新仪，监司岁终保明具奏，察其勤弛而加劝惩之，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绝不是地方政府所能承担的。
因执行起来弊端非常多，宋徽宗意识到继续强制推行新礼可能会在民间出现更大反弹，不得不在宣和元年 (1119) 下达诏令 “顷命官修礼，施之天下，冠婚丧葬，莫不有制。俗汝膠古，便於立文，不知达俗。闾阎比户，贫窶细民，无厅寝房牖之制，无阶庭升降之所。礼生教习，责其畢备，少有违犯，遂底於法。至於巫卜媒妁，不敢有行, 冠婚丧葬，久不能决。立礼欲以齐民, 今为害民之本。开封府申请《五礼新仪节要》，并前后指挥，及差礼直官、礼生并教行人公文指挥，可更不施行”, 指出其种种弊端，并取消在民间强制执行。
从诏令中可以得知《政和五礼新仪》不符合民间需求的真正根源在于只求 “便於立文，不知达俗” 朝廷虽大力在各路州县推行新礼，只会招致民怨而已，官府只好停止推行新礼, 才有 “宣和初，有言其烦扰者，遂罢之”。可见，从政和三年正式颁行《政和五礼新仪》至宣和初年被罢废，其推行时间十年不到。
宣和初年，《政和五礼新仪》虽遭到罢废，但在南宋却仍见其使用。据南宋朱熹《朱子全书》卷 69《杂著》记载：“盖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礼》也。其书虽尝颁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从事於法礼之间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说。长民者又不能以时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书而亡之。” 虽然强制在民间推行的政策遭到失败，不过朝廷并未废除《政和五礼新仪》，经过一系列的宣传和实施，反而使其周知于天下，并且在各地州县政府都有收藏, 从而获得正统的地位。虽难以遵行, 却变得有礼可依，为南宋乃至后世朝代的使用提供经验。
三、《政和五礼新仪》的历史意义
《政和五礼新仪》礼制仪文多不合于古礼，在当时不便流行，造成其真正推行的时间却不过十年而已，从国家礼典的发展趋势来说, 有多项创新的突破。
首先，《政和五礼新仪》将庶人的礼仪正式纳入国家礼典范畴, 扩大了品官礼仪项目，这一改变具有创新意义。因为其打破了 “礼不下庶人” 的古典传统，开创 “礼及庶人” 之局面。嘉礼方面 “庶人婚仪” 单独成卷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见祖祢、见舅姑、醴妇、饗送者等内容，并将冠礼分为皇太子冠仪、皇子冠仪、品官嫡子冠仪、品官庶子冠仪、庶人嫡子冠仪和庶人庶子冠仪。虽然庶人冠仪仅有告祢和行事, 礼仪内容却十分细致。凶礼方面 “庶人丧仪” 编列三卷，叙述详细，内容包括初终、小敛、成服、羊赙、啟殡、葬、祭后土、虞、小祥、大祥、禫、闻丧、奔丧、三殇、改葬等内容。可知，朝廷对庶人礼仪的文本非常重视，宋代士儒又对礼作了新的阐释，强调礼即理，理又是天理，明确反对 “礼不下庶人” 认为 “庶人丧祭皆有其礼”。究其原因，宋代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士族门阀制度瓦解，宗法关系松弛，世俗人心不断波动，出现 “人欲” 横流之现象。宋代士儒有意加强民间礼典建设，规范约束民众之行为，影响人心变动，激发民众遵循礼典的文化自觉性，通过对礼的认同和遵循，达到稳固统治之目的，所以非常看重并推广庶人礼仪。从 “礼不下庶人” 到 “礼及庶人” 彰显出中国古代传统礼典的发展和变迁，朝廷通过对庶民礼仪的不断注重和强化，使推行礼典、教化于民的意图得以实现，把皇权渗透到民间社会的各个层面之中，扩大了统治基础。有宋以后，推礼与庶民、教民化俗的政策被继续执行，“礼及庶人” 之思想得到全面贯彻，对明清二朝国家礼典的编撰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次，《政和五礼新仪》将道教、谶纬等属于宗教祀仪的内容正式纳入国家礼典中。虽然这个改变并非其独创，只是沿袭了北宋的历朝仪注而来，有的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编撰的《大唐郊祀录》中祭祀九宫贵神和薦献太清宫。由于北宋王朝的多位君主大都崇道尚祠，甚至景灵宫中的一些祭祀仪式都是来自道教神祠，以及徽宗本人非常崇尚道教，书中又充满了徽宗的个人意志，所以《政和五礼新仪》一书充满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再次，《政和五礼新仪》是北宋政府继《开宝通礼》后第二部正式颁行于天下、各州县必须推行的国家礼典。其余如《礼阁新编》、《太常新礼》、《太常因革礼》以及神宗时期所编修的一些仪注都收藏于太常礼院，作为礼官讨论和工作时的标准。所以，北宋真正具有礼仪教化和规范约束力量的国家礼典只有《开宝通礼》和《政和五礼新仪》而已。令人惋惜的是《开宝通礼》今已散佚，不再流传，况且其大都源自唐朝《大唐开元礼》，真正意义上代表北宋国家礼典效用的只有《政和五礼新仪》。正如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82 记载 “然北宋一代典章，如《开宝通礼》、《太常因革礼》、《礼阁新仪》，今俱不传。《中兴礼书》散见《永乐大典》中，亦无完本。惟是书仅存，亦论掌故者所宜参考矣。” 卷 82 又记载 “其一朝今典，今有传本者，惟有《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明集礼》。”
可见《大清通礼》所能参照的国家礼典在宋代只有以《政和五礼新仪》为蓝本。虽然《政和五礼新仪》推行的时间不过十年，其礼文内容也多遭批评，但是它是除《开宝通礼》以外北宋王朝再无颁行于天下的国家礼典，因此，将它称为继《大唐开元礼》以后宋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礼典实不为过。同时，它在中国古代传统礼典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是不容取代的，其开创的 “礼及庶人” 局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柏晶晶、王风：政和五礼新仪探析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 年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