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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臣注《文选》宋赣州州学刊本考——兼论两宋时期六臣注《文选》的版刻与传播
一、引言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著录为 “明弘治十八年刻本” 的六臣注《文选》,经过版本鉴定和考证并非明刻本而是宋赣州州学刊宋元明递修残本。此本行款和版式与存世宋赣州州学刻宋元明递修本相同,竹纸,系明初以赣州刻板为底本重加补板刷印。虽仅存一函一册,但无破损且装订完好,能够比较清楚的反映其版刻风格,对于考察宋刻赣州本的版本系统以及流传情况具有弥足珍贵的参考价值。

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馆藏宋赣州州学刊本六臣注《文选》的有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吉林省图书馆等五家单位,此外台湾和日本亦有藏本,多系残本。现所存赣州本大都经宋元明三朝递修,属于典型的 “三朝本”,由于书板漫漶而刷印模糊,故多不为世所重。但是赣州本在《文选》版刻史上是相当重要的版本系统,是现存最早的六臣注刻本,而且南宋尤袤刻李善注本《文选》以及建阳刻本六臣注《文选》,都曾经参校过此赣州本或以此本为底本重新校刻。因此赣州本《文选》对于探索《文选》诸本的刊刻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版本依据,具有不可忽视的版本价值。所以说,清华藏本六臣注《文选》虽为残本,但由于其属于宋刻赣州本系统,又加之宋刻本流传日稀而弥加珍贵的事实,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文献资料和版本校勘价值,应该引起古籍文献学界的重视。

二、清华藏本六臣注《文选》的版本考定
清华藏本六臣注《文选》的行款和版式,《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叙录云:“明弘治十八年刻本,一册一函。九行十五字,小字双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①] 经复核,此本大字行十二至十五字不等,小注双行二十字。系残本,仅存卷第三十七。卷端题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唐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版心镌刻 “弘治十八年重刊”、“弘治十八年补刊”、“正德元年补”、“正德元年补刊”、“弘治十八年国子重刊” 等字样,卷末有 “州学斋长吴拯校对”、“左迪功郎新昭州平乐县尉兼主簿严兴父校勘”、“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县主簿李汝明覆校”、“左从政郎充赣州州学教授张之纲覆校” 题记。版心所镌刻工有 “黄中”、“周祚”、“邱文”、“邓聚”、“李端”、“宋才”、“陈□”、“方□”、“贵”、 “周□”、“姚”、“余可”、“蔡昌”、“胡允”、“监生秦淳”、“王明” 等,版心上则刻有本板字数。书中凡避讳字均有朱笔圈点。钤有朱文 “谭锡庆学看宋板书籍印”、“孙伯恒收藏记” 两方印章。

根据所钤两方印章,此书迭经谭锡庆、孙伯恒等名人收藏。谭锡庆,字笃生,畿辅(冀州)人,光绪年间在琉璃厂开设正父斋书籍铺,与同乡人魏占良兄弟开办的文友堂、张庆霞开办的宏京堂俱为琉璃厂书铺名肆。谭锡庆亦是当时京城中著名的书友,长于版本鉴定之学,能考其源流、辨其真伪。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言其 “所藏多古本精钞家刻之书,惟往往鱼目混珠,略有失神必受其骗,盖仿旧抄本为其特长也。” 其藏书印章有 “笃生”、“畿辅谭氏藏书印”、“谭锡庆”、“谭锡庆学看宋板书籍印” 等。孙伯恒,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的经理。案北平分馆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元月,馆址即在琉璃厂。由此可以推断此书是在孙伯恒任经理时购于谭锡庆正父斋书籍铺,此书书脊有题 “伯 140” 的签条,或即孙伯恒收藏此书的编号。1937 年北平沦陷之后此书又流落于日伪政权中,因为经查考此本原编目平字 111 号,是 1946 年清华复校后由平津分配处从日伪政权收缴书中调拨至清华大学图书馆。

检《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编目一七八七四号,钤有 “曾在周叔韬家”、“谭锡庆学看宋板书籍印” 两章,有盛昱墨笔题记云:“宋赣州本,嘉定钱宫詹曾见六卷,见潘文勤所刻《竹汀日记钞》。” 又有周叔韬跋云:“丁巳(1917)正月沅叔三丈为余购此书,首册盛伯羲手书《文选》残本十二卷,当时未细检也。顷阅此册,乃知为书贾窃留一卷。此本为明补宋刊,无大可贵,独书贾此种行为时时见之,殊可恨也。二月初九日我病记。” 而清华藏本正是周叔韬所说的书贾窃留的一卷,当为傅增湘从正父斋书籍铺购买时谭锡庆所私自留下。又检叶德辉《说文注钞》跋云:“又得宋赣州张之纲校刻《文选》七本,祭酒(盛昱)持去三本,余又以全册让之。祭酒嗜古有癖而不近人情,既得《文选》,以为此二册可以挟持。余恶其夺取无理,因携此二册归。今祭酒已归道山,闻庚子之乱,家藏诸物半罹劫灰。”[②] 由叶跋可知,谭锡庆藏本乃得于叶德辉,而此本几欲为盛昱所有。这样清华藏本的来源情况就清楚了,旧为叶德辉所藏。

根据版心所镌刊刻年代,此本在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和武宗正德元年(1506)两次修板,修板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原板片全坏者则补刻新板片,故所补板多比宋刻原板版框略大;二是原板片并非全坏而进行部分修补,修补版框与宋刻版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板痕迹。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云:“此本版片明时尚存,补叶间有记弘治、正德年号,故不为世重。”[③] 又其《藏园群书经眼录》云:“宋赣州州学刊元明递修本……每卷后有左从政郎充赣州州学教授张之纲等校勘三行。卷中有弘治十八年重刊及正德元年补刊叶。”[④] 傅增湘所见之宋刻赣州本和清华图书馆所藏此本正是同一版本。

综上,清华图书馆藏本属于宋刻赣州本《文选》系统:首先,清华藏本的行款版式同宋刻赣州本。其次,清华藏本的刻工同宋刻赣州本。根据岛田翰《古文旧书考》的考录,宋刻赣州本的刻工共有九十四位,其中胡允、蔡昌、李端等正是清华藏本的刻工。第三,清华藏本的题记同宋刻赣州本。清华藏本卷第三十七末题记:“州学斋长吴拯校对”、“左迪功郎新昭州平乐县尉兼主簿严兴父校勘”、“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县主簿李汝明覆校”、“左从功郎充赣州州学教授张之纲覆校”,见于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所录的赣州本各卷末题记。[⑤] 第三,清华图书馆藏本钤有 “谭锡庆学看宋板书籍印” 图章,与国家图书馆藏周叔韬捐赠宋赣州州学刊宋元明递修本六臣注《文选》属同部书。所以,所修之板正是宋刻赣州本残板,至明时已经漫漶变形且断烂残缺,所以清华藏本六臣注《文选》凡是宋刻原板则刷印模糊,而且刻字歪斜紧促。

根据史料,宋亡后,包括赣州本在内的南宋刻板存贮于西湖书院,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云:“西湖书院实宋之太学,规制尤甚。旧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官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之学废,而板库具在。” 但是书板损坏颇为严重,《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云:“近者鼎新栋宇,工役悤遽,东迁西移,书板散失。甚则置诸雨淋日炙之中,骎骎漫灭。” 入明之后,这些赣州本残余书板又运送到南京国子监。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八 “《文选》” 条云:“《昭明文选》六十卷,唐六臣注……刻板在太学,吾家三十册,初阙颇多,盖借录逾累年,历十数家,犹未能悉补也。凡今书板多阙,不独此书。”[⑥] 又明梅鷟《南廱志经籍考》云:“《文选》六十卷,计好板六百四十八而外,模糊难认字号坏一千余面。” 由此不难理解明弘治十八年和正德元年两次修板的缘由。明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 “南京国子监刻书” 条言所刻有《文选》,惜不注明系何版本,根据清华藏本版心所镌 “弘治十八年国子重刊” 字样,则南京国子监当刻有此赣州本六臣注《文选》。

清华藏本的版刻叶子情况如下:宋刻赣州本书板三十七叶,明弘治十八年补板十一叶,正德元年补板三叶,弘治十八年国子重刊书板一叶。其补板情况,根据校勘,其版本与建州本和淳熙本都有所不同,且有罕见之异文,如 “辨”、“过” 等,故当是别据他种《文选》版本而补。

三、宋刻赣州本的递藏源流和版本系统
宋刻赣州本六臣注《文选》的递藏源流,由于版本较多且多经名家收藏,又传世刻本全帙颇少而多残本或零叶,所以其递藏情况纷繁复杂,难于勾稽出清晰的传承脉络。但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收藏途径,即内府宫廷收藏、藏书家收藏和民间收藏。

(一)清内府宫廷收藏
清王懿荣跋山东省图书馆藏赣州本《文选》云:“宋赣州本《文选》,内府《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称流传颇少。” 王跋所说的内府藏赣州本,就是世所称的天禄琳琅本。《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七宋版集部著录,云:“通部缺笔,嫌名半字,俱极清晰。每卷末列校对校勘覆勘衔名或三人或四人,其覆勘张之纲官赣州州学教授、李盛官赣州司户参军、萧倬官赣州石城县尉、邹敦礼官赣州观察推官,皆一时章贡僚属,是此本赣州郡斋开雕者,流传颇少。” [⑦] 而在《天禄琳琅书目》中著录了四帙六臣注本《文选》,云:“是书不载刊刻年月,而大小字皆有颜平原法。”[⑧] 此本的版本情况,莫友芝云:“《天禄目》载赵子昂藏者,不着刊书年月……不知与张同版否?”[⑨]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著录一帙明州本,认为属 “北宋刊版,南宋重修本也”[⑩]。此本显然并非明州本,明州本属六家注本,但是否即赣州本则需要进行考证。

根据所录诸家跋,可知此本有如下特点:第一,此本用颜体摹刻,且墨光如漆;第二,此本 “字迹精妙,北宋人笔意”(李楷跋),在北宋刊印中亦属上品;第三,此本流传甚罕。现存最早的六臣注《文选》刻本即赣州本,刻在南宋初绍兴年间,从其版刻来看亦是刀法朴拙的颜体,浓墨刷印,惟其多经宋元明三朝递修,补版之叶甚多。根据史料,北宋刻《文选》有李善注本如国子监刻本、五臣注本如平昌孟氏刻本和六家注本如秀州州学本,罕闻有六臣注本。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文选》跋云:“今是书流传于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训释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独李善淹贯该洽,号为精详。虽四明、赣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可恨。”《四库全书总目》云:“至陈振孙《书录解题》始有六臣《文选》之目,盖南宋以来偶与善注合刻。”[11] 故认为此本乃北宋时刊本,实不足据。南宋时,除了一部赣州本外,中期福建建阳以赣州本为底本又刻了一部六臣注本《文选》,即《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所著录的 “南宋建本”。但此本亦非建本,其版刻很难得到诸家题跋的推崇备至。现存的赣州本无一宋刻全帙,且其版刻颇类于此本的情况,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云:“旧传赵松雪、王弇州所藏宋椠本今入内府,外间不可得见。是本(赣州本)同出一板而摹印稍后,字画未能清朗,然大小字俱有颜平原笔法。”[12] 近代藏书家王秉恩曾曾有所质疑:“天禄琳琅所藏赵王本是否赣本,书目于刊刻年月行款字数不着一语,惟瞿目以为即赣本耳!”[13] 根据《文选》的版刻史料和上述推断,则其当为赣州本无疑。

《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宋版集部著录同版赣州本《文选》四帙,姑分别编号为前编甲本、前编乙本、前编丙本和前编丁本;又《后编》卷七宋版集部著录一帙,编号为后编甲本。兹根据《天禄琳琅书目》前后两编,逐一详述其递藏源流,揭橥它们入藏干清宫昭仁殿的始末。

(1)前编甲本
此本在元为赵孟俯所藏,元至正二年(1342)赵孟俯跋云:“霜月如雪,夜读阮嗣宗《咏怀诗》,九咽皆作清冷气。而是书玉楮银钩,若与镫月相映,助我清吟之兴不浅。” 由此可见,“宋本之佳者,在元时已不可多得矣。”[14] 王世贞亦跋云:“余所见宋本《文选》亡虑数种,此本缮刻极精,纸用澄心堂,墨用奚氏。” 明弘治间,此本藏于徐太宰即徐缙处,按朱彝尊《明诗综》,字子容,吴县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嘉靖时为汪仲嘉得之于崦西公手,其人无考。至万历时又为朱太史家所得,疑朱太史即朱司成象玄,后又经明徐文敏、汤宾尹、吴君(具体姓名无考,见于李楷跋)等递藏。入清之后,由汪氏(洪度)春草阁收藏,最后归于清内府而秘为清宫庋藏,外间难得觅见。

(2)前编乙本
此本《天禄琳琅书目》云:“此书与前部系出一版,而纸墨之色、摹印之工亦无轩轾,洵堪同宝。惟书首仅有吕延祚表,其萧统序及李善进表皆阙。盖历年既久,流传散佚,固往往有之。而篇目尚全,亦无损其为完书也。”[15] 钤有 “鼎”、“元”、“陈帆之印”、“汪洪度印”、“清晖馆” 诸印,先后藏于汪洪度、吴孔嘉等处。

(3)前编丙本
此本《天禄琳琅书目》云:“此书亦前版,而摹印并出一时。古色古香,竟成鼎峙。”[16] 此书为宋赵孟坚藏本,明文征明、文伯仁、项笃寿、王宠递藏,至清为季振宜所藏。

(4)前编丁本
此本《天禄琳琅书目》云:“此书亦前版,而摹印在后,墨光少逊。书中有宝庆宝应州印及官书不许借出木记”,“宝应州之名自理宗时始建,故官印于州名之上冠以纪年。此本系北宋时刻版印于南宋,而称为官书。则知为北宋官刻,宜其雕椠精良甲于他版也。”[17] 明文征明、王宠、项笃寿收藏,入清为季振宜所藏。

(5)后编甲本
此本钤有 “悟言居士”、“季印振宜”、“沧苇” 诸印,系季振宜藏本。检《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编目一二三七一号,钤有 “天禄琳琅”、“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古希天子宝”、“八征髦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 以及上述三方印章,即此本。

 

清嘉庆二年(1797),干清宫火,天禄琳琅珍藏付之一炬而荡然无存,惟存后编甲本,犹是全帙,弥足珍贵。此外,清内阁大库所藏赣州本多系残本,且由于故宫藏书播迁而分藏两岸。王秉恩《宋赣州本文选跋》云:“内阁有三本坏不全。”[18]《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有赣州本《文选》书影一叶,疑即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检《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编目一七八一九号系,来自内阁大库藏书;一种编目〇一一〇六号,旧编目甲目四,系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书目号,恐当亦即内阁大库书。另外,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赣州刻残本两卷,又有残帙六叶(卷十六),皆来自于清内阁大库藏书,实则故宫旧藏同书之散出者,不想世间珍籍遭此分身隔肤之痛,甚盼早日合为 “完帙”。

(二)藏书家收藏
根据《天禄琳琅书目》,赣州本《文选》的最早收藏者为南宋宝庆年间的赵孟坚,其藏本即前编甲本,这是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赣州本《文选》藏家。上述已经论及《天禄琳琅书目》前、后两编五帙赣州本《文选》,经藏书家递藏而终归于天禄琳琅的源流,兹详述除此之外的明清两朝藏书家收藏此书的情况。

(1)元鲜于枢藏本
此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有墨笔题记云:“宋椠《文选》见存第二第三两卷”,钤有 “冠之如愿”、“莱山”、“鲜于”、“困学斋印”、“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冰銕印人”、“毓汶孙印”、“适之眼福” 诸印。旧藏元鲜于枢困学斋,清咸丰间为孙毓汶所得,1917 年归于王大炘冰铁堪所藏,后又贻于袁克文,胡适曾经眼,迭经名家递藏,且书品颇佳,弥足珍贵。

(2)明华夏藏本
此本下落不明,明华夏真赏斋藏本,豊道生(坊)《真赏斋赋》云《六臣注文选》乃 “传自宋元,远有端绪”。《天禄琳琅书目》卷十明版集部有其所藏袁褧刻本《六家文选》,袁刻本多被误以为宋刻,不知与《真赏斋赋》所说的本子即一本否?存疑俟考。

(3)明嘉靖间袁褧嘉趣堂藏本
明袁褧嘉趣堂刻本《六家文选》跋云:“余家藏书百年,见购鬻宋刻本昭明《文选》有五臣、六臣、李善本,巾箱本,白文小字、大字殆数十种。” 惜未明确注明六臣本系何本,但宋刻六臣注本见于史料者惟赣州本、建阳本两种版本,且建阳本以赣州本为底本校刻而成。又据袁跋云 “殆数十种”,可以断定六臣本必有赣州本。袁氏藏书传至清中期后人袁廷梼处,但所藏赣州本传承情况不可考。

(4)明万历间张凤翼藏本
《天禄琳琅书目》所录张凤翼跋云:“予穉岁购得一部,为黄勉之先生家物,与此(前编甲本)同出一梓,而刷印在后,后有景石子题字,其纸墨不及此远甚”,“夫一梓印出且相悬如此,矧后之翻版耶。”[19] 由此可见,此帙与前编甲本系同一版本,乃出于翻刻。此本出于黄勉之先生家,而其凤翼后收藏情况不明,难于稽考其传承源流。根据张凤翼跋,前编甲本不仅经眼过,而且曾据之校对所著《文选纂注》,云:“进留意选学,将纂辑诸注,则闻此书已归云间,因倩人借留案头校对。”[20] 今存明刻《文选纂注》诸本,其与《文选》众本不同的异文,当即源自前编甲本。

(5)明末清初汲古阁藏本
毛晋汲古阁旧藏赣州本《文选》,后归朱卧庵(之赤)所藏,《仪顾堂集》云:“此本虽无刊刻时地,而每卷后所列校对衔名,皆赣州僚属,当为赣州刊本。其书法遒劲,酷似平原。元人已甚重之,深为赵吴兴、王弇州所赏鉴。” 又《皕宋楼藏书志》云:“案卷中有毛晋一名凤苞阴文方印、汲古阁阳文方印……朱卧庵考藏印,休宁朱之赤印、留耕堂印两阴文方印,留与轩浦氏珍藏朱文方印、浦玉田藏书记方印。”[21] 根据藏书印,此本又为浦玉田所藏,又转为陆心源皕宋楼之物。皕宋楼本后归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岛田翰在《古文旧书考》有颇为详尽的考录,云:“左右双边……九行行十五字,注双行二十字,缝心上版记大小字数,卷第一末云州学司书萧鹏校对、乡贡进士李大成校勘、左从政郎充赣州州学教授张之纲覆校三行联书……缝心刻雕手”, “是书大版大书,字大如钱,楮墨精绝,而版样则极雅古。”[22] 斯波六郎尝以此本与宫内厅书陵部所藏赣州本比勘,云:“字画不甚清朗,且间缺原叶,或钞配,或配以同种异板之叶,更有什者以五臣李善本补其缺。”[23]

(6)马曰琯小玲珑山馆藏本
山东省图书馆藏赣州本《文选》有王崇焕题记云 “一瓻只合玲珑贮(扬州马秋药先生玲珑山馆藏书綦富,阮文达亟称之),蚨蝶原装认赣州(此本犹作蝴蝶装)”,推断小玲珑山馆亦藏有残帙,恰可与山东省图书馆藏本相配,其来源和流散情况未详。

(7)汪士钟藏本
汪氏藏本,《艺芸精舍宋元本书目》著录 “张之纲本六臣注《文选》” 即此赣州本,后归于潘宗周宝礼堂庋藏。《宝礼堂宋本书录》云:“此为宋赣州刊本,存第二十四卷”,“其(岛田翰)所见宋讳避至构字,此则兼及慎字。又雕手姓名有出于其所见外者,盖修版又在其后矣。[24] 检《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编目八七三二号,钤有 “汪印士钟”、“阆源真赏” 两印,即此本。根据此国家图书馆藏本,又钤有 “研山斋鉴定书画记”、“柳蓉村经眼记”、“李印书勋” 诸印,则此本曾经收藏家孙承泽鉴定、柳蓉村经眼和李书勋藏过。

(8)钱谦益藏本
绛云楼藏本,检《绛云楼书目》著录六臣注《文选》三十卷,当为残本。而钱曾《述古堂宋板书目》著录全本完帙六臣注《文选》,可见钱氏残本经由其族孙钱曾而补齐。山东省图书馆藏本(王懿荣旧藏)王崇焕题识云:“隃麋差映绛云楼(顷见钱牧斋尚书旧藏宋赣州本文选,全璧可珍,墨光与此有浓淡之分耳)。” 此本与山东省图书馆藏本相比,在版印上有刷墨浓淡之别。此本曾经民国间袁致和收藏,现存吉林省图书馆。

(9)瞿镛藏本
此本《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云:“是本同出一板,而摹印稍后,字画未能清朗,然大小字俱有颜平原笔法,楮墨古香,固自可珍。”[25] 瞿镛认为此本与前编甲本系同版之本,“宋讳殷、敬、竟、镜、恒、征、让、桓字减笔”[26]。检《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编目七一三三号,钤有 “古里瞿氏记”、“铁琴铜剑楼” 两印,即此本。又钤有 “蒋印廷锡” 章,或为蒋廷锡旧藏之本。

(10)张之洞藏本
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云 “张文襄遗书中亦有一帙”,不知其详,俟考。

(11)缪荃孙藏本
此本《艺风藏书再续记》云:“中缝文选卷几,上鱼尾上字数,下鱼尾下叶数及人名。此本先李善后五臣,某人均空一格。通部缺笔嫌名半字,俱极清析,每卷末列校对校勘覆对诸人姓名,卷各不同。”[27] 钤有元代大长方印、“研山斋鉴藏书画印” 白文长方印,旧藏清初孙退谷处。缪荃孙云:“避讳谨严,尺寸宽大,纸墨均精,惜止一卷。”[28] 缪荃孙所藏之本,其来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购自湖南某氏,一种购自其他藏家。莫棠跋云:“此本出自湖南某氏,凡三十册,其初完全无阙,某氏寄首尾中间四册至沪,轮舶沉没入于江,遂成断璧,乃分析求沽。缪筱珊太史得其六”,“筱珊太史更藏宋印本零卷一册,闻以百圆得之。《竹汀日记》曾详记所见残本六卷,知此本一鳞片甲,承平时早为儒林所珍,矧今之所存,犹过泰半,而更历百年之后,丧乱之余,诚可称希世秘笈矣。”[29] 某氏藏本的剩余二十册为柳蓉村购得,连同缪氏所得六册共计二十六册后归刘承干嘉业堂,《嘉业堂藏书志》云:“此宋刊本,半叶九行,行十五字。注双行,行二十字。高七寸五分,广五寸八分,左右双边,口上注大字字数,下注刻工姓名。”[30] 现藏台湾 “中央” 图书馆,《国立 “中央” 图书馆善本书目》云存五十三卷二十六册,有宗舜年、王秉恩题识。

(补遗) 翁同和藏本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四《翁松禅师手钞吴郡图经续记书后》云:“公家藏典籍多珍秘,余得见者有宋本《施顾注苏诗》、宋本《鉴戒录》、绍兴本《后汉书》、赣州本《文选》、咸淳本《说苑》。”

(12)叶德辉藏本
叶德辉《书林清话》云:“赣州州学张之纲刻《文选》六十卷,见《天禄琳琅》十、又《后编》七、《瞿目》、《朱目》、《丁志》(明嘉靖己酉袁褧嘉趣堂仿宋刻本)、《陆志》。”[31] 据此大致清楚当时赣州本的藏家情况,但略有舛误和疏漏。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所录之本并无赣州本,叶德辉误以明州本或袁刻本为赣州本。

叶德辉《说文注钞跋》云:“又得宋赣州张之纲校刻《文选》七本,祭酒(盛伯兮)持去二本,余又以全册让之。祭酒嗜古有癖而不近人情,既得《文选》,以为此二册可以挟持,余恶其夺取无理,因携此二册归。今祭酒已归道山,闻庚子之乱,家藏诸物半罹劫灰□□□□□□欤!书此为吾子孙诫。”[32] 检《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编目一七八七四号,书衣有盛昱墨笔题记云:“宋赣州本,嘉定钱宫詹曾见六卷,间潘文勤所刻《竹汀日记钞》。” 又有周叔韬跋云:“首册盛伯兮手书《文选》残本十二卷,当时未细检也。” 则此当盛昱持去叶氏藏本二册后所写的题记,钱大昕经眼之本不知为何本。叶氏藏本后为谭锡庆所得,1917 年傅增湘为周叔韬购得,建国初期由周叔韬捐赠北京图书馆。

(13)方功惠碧琳琅馆藏本

此本旧藏元赵孟俯,入明经文征明鋻藏,钤有 “赵氏子昂” 印、“松雪斋” 藏书印、“听云生印”、“翰林待诏” 印。至清辗转归番禺侯谟康,由侯氏归陈兰甫,沈君度从陈氏购得,方功惠又得自陈氏,故钤有 “番禺俞守义藏”、“年年岁岁楼珍藏书印”、 “会稽沈氏光烈字君度” 等印。此本又钤有 “张之洞审定”、“无竞居士” 两印,曾经张之洞鉴赏,1931 年 4 月傅增湘曾经眼,弥足珍贵。

(14)马惠阶欣遇草堂藏本
马惠阶亦藏有赣州本《文选》残本,是本经王献唐之介,而转归张景栻所有。张景栻《宋刊通鉴总类》云:“此书存卷七下册,似从内阁大库中散出者,以王献唐先生之介,连同马氏所藏宋刊赣州本蝴蝶装《文选》残本,及元刊数种归我。”[33]

(15)罗振玉藏本
旧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后转至台湾 “中央” 图书馆收藏,其来源不详,参见下述 “中央” 图书馆乙本介绍。

(16)王懿荣藏本
清末王懿荣在山东蓬莱县城曾购得赣州残本,《天壤阁杂记》云:“得宋赣州本大字《文选》六臣注残本七十页于蓬莱县城太和银楼,银估好聚旧书,索重值,凡旧板必收之。此刻阙笔谨严,《天禄琳琅》所称流传者少,惜止此数十叶,已装粗册。此本支六房莲墅先伯家物。”[34] 此本乃王莲墅旧藏,后散出,由王懿荣重购归。有其子王崇焕题记云:“梁选宋雕存几叶,隃麋差映绛云楼(顷见钱牧斋尚书旧藏宋赣州本文选,全璧可珍,墨光与此有浓淡之分耳)。一瓻只合玲珑贮(扬州马秋药先生玲珑山馆藏书綦富,阮文达亟称之),蚨蝶原装认赣州(此本犹作蝴蝶装)。惠公宪台乡长鉴存。崇焕敬署。丙寅嘉平十四日。” 此题记撰于 1926 年,同年付与惠公宪台鋻藏,其人无考。此本 1962 年由山东省图书馆购得,王献唐曾寓目并撰有题跋,云:“此为南宋赣州刻本《文选》,尚是原装,印刷亦不甚晚,仍属宋印。” 又山东省博物馆亦藏有一帙,其行款版式同山东省图书馆藏本,均为王懿荣旧藏本,由山东省图书馆调拨至山东省博物馆。

(17)王文进藏本
《文禄堂书影》有其所藏赣州本书影一叶,此本仅存卷第二十六,来源情况不详 [35]。

(三)民间书肆收藏
王秉恩《宋赣州本文选跋》云:“惟赣州官学本,世不经见,亦多残阙。”[36] 正因为如此,往往有赣州本的孤册零页流落民间,尤其是民间书肆,傅增湘即云:“频年阅肆,亦尝见全者。”[37]《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赣州本一帙:“半叶九行,行十三至十六字不等,注双行二十字”,“卷中有弘治十八年重刊及正德元年补刊叶。”[38] 此本即谭锡庆藏本,因为傅增湘与琉璃厂魏占良兄弟所开设的文友堂书肆交往甚密,而文友堂与谭锡庆的正父斋书铺并为京城名肆。1917 年为周叔韬购得,上述已论及。此外,孙诚温的修文堂亦藏有一部赣州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当然书肆往往把藏本卖给藏书家,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由于书肆的民间性,加之世事沧桑无定,藏本往往孤鸿一瞥,难以捕捉全影,甚是可惜。

(四)台湾地区藏本
台湾 “国立中央图书馆”(现 “国家图书馆”)藏有四帙赣州残本,姑分别编号为 “中央” 图书馆甲本、“中央” 图书馆乙本、“中央” 图书馆丙本、“中央” 图书馆丁本,兹略述如下:

(1)“中央” 图书馆甲本
版本著录为宋绍兴间赣州州学刊宋元明递修本,有莫棠、宗舜年和王秉恩题识,二十六册,此本即嘉业堂藏本。根据《“国立中央图书馆” 宋本图录》,此本钤有 “广霞”、“萝圃”、“世经堂印”、“博古斋收藏善本书籍”、“柳蓉春经眼印”、“王雪澂经眼记”、“秉恩书尾”、“莫棠字楚生印”、“吴兴刘世嘉业堂藏书印”、“徐恕读过” 诸印,迭经莫棠、王秉恩、徐恕等阅读或经眼,洵为珍贵。

(2)“中央” 图书馆乙本
版本著录为宋绍兴间赣州州学刊宋元明递修本,存二十九卷:二、十二、十三、十七至十九、二十三、二十六至二十九、三十一至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八至四十二、四十六、五十、五十三至五十六、五十八至六十。此本旧藏北平图书馆,所幸现国家图书馆藏有其胶卷(CBM:No.1760/774:513-775:869[1446]),钤有学部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印章,另有 “闲中风月”、“子源”、“罗氏藏书之印” 等章,曾为罗振玉所藏。此本避讳兼及 “慎” 字,当为孝宗时刊本。

(3)“中央” 图书馆丙本
版本著录为宋绍兴间赣州州学刊宋元递修本,存二十五卷:五、八、十四、十五、十八至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三十一、三十九至四十二、四十四、五十一至五十三、五十五、六十,此本旧藏北平图书馆,所幸现国家图书馆藏有其胶卷(CBM:No.1758 /773:217-1022),钤有 “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 章,亦属内阁大库藏书。检《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编目一七八一九号,与此帙以及台湾 “国立” 故宫博物院藏甲本、乙本当属同部书。此本 “竟”、“镜”、“树”、“恒”、“桢”、“敬”、“殷” 缺笔,“敦” 不讳,当为孝宗时刊本。

(4)“中央” 图书馆丁本
版本著录为宋绍兴间赣州州学刊宋元明递修本,存十卷:十四、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三、三十四、四十五、五十七至六十,此本旧藏北平图书馆,所幸现国家图书馆藏有其胶卷(CBM:No.1760/774:513-775:869[1446]),钤有 “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 章,亦属内阁大库藏书。检《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编目一七八一九号,与此帙以及台湾 “国立” 故宫博物院藏甲本、乙本当属同部书。避讳情况同 “中央” 图书馆丙本。

此外,台湾故宫博物院已藏有两帙,姑分别编号为故宫博物院甲本和故宫博物院乙本,兹略述如下:

(1)故宫博物院甲本
版本著录为南宋赣州州学刊本,《“国立” 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云:“此本残存二卷,且非完帙,卷三十一存十一至五十四共四十三叶,卷三十二存一至四十二叶,且多漫漶。”[39] 此本属内阁大库书,避讳兼及慎字,又刻工如余光见于宋庆元元年(1195)刻本《本草衍义》中,刘文见于宋淳熙刊本《史记》中,刘臻见于宋光宗时刊本《昌黎先生集》中,皆为孝宗时代人氏,则其付梓当在孝宗以后。检《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编目一七八一九号,存零叶四卷:十三、二十九至三十、五十三,此帙与故宫博物院乙本当属同部书。

(2)故宫博物院乙本
版本著录为南宋赣州州学刊本,《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云:“仅存卷十六之第十二至十七共六叶,刻工为朱基、蔡达、徐、寿。版匡清朗,字体墨色均极精美,似初印本,亦属内阁大库藏书。”[40] 检《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编目一七八一九号,存零叶四卷:十三、二十九至三十、五十三,此帙与故宫博物院乙本当属同部书。

(五)日本藏本
(1)宫内厅藏本
此本版式宽阔,字大悦目,行款版式同嘉业堂本,其最早的来源情况不可考。经考查,此本于日本亲町天皇永禄九年(1566)至后阳成天皇天正十九年(1591)间,为京都妙觉寺僧日兴旧藏,后归江户时代丰后藩主毛利高标所有。仁孝天皇文政(1818-1829)年间献于幕府,归于枫山官库。明治初期由太政官库而入内阁文库,1891 年移送宫内省图书寮。[41] 日人森立之编《经籍访古志》有著录,杨守敬在日本访书时亦曾经眼而有题识,李盛铎《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载其语云:“余在日本时,见枫山库所藏宋赣州刊本,卷后题赣州州学教授张之纲覆校。”[42] 又董康《书舶庸谭》云:“宋椠本,有补刻……此刻似在前记绍兴本(明州本)之后。”[43] 而近藤守重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此本板式古朴,仿佛宋椠,然审定之,当是明初覆刻,非宋时原刊也。” 近藤氏的观点值得商榷,从赣州本的公私书目著录和刊刻情况来看,并不存在所谓的明初覆刻本,而只是明初递修本。

(2)静嘉堂藏本
此本即陆心源皕宋楼旧藏之本,上述明末清初汲古阁藏本已论及。

宋赣州州学六臣注《文选》刻本在宋元明三朝均有递修,是典型的 “三朝本”,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云:“自南宋以来,已递有修补。”[44]《嘉业堂藏书志》吴昌绶亦云:“偶有补板,雅近成弘。”[45] 可见宋元两朝修补之外,至明弘治十八年和正德元年又分别补板。故此本大抵可以分为两种版本系统,江标《宋元本行格表》已揭橥两种版本之别 [46],即宋刻宋元明递修本和宋刻宋元递修本,其行款和版式不尽相同。经考察现存赣州刻宋元递修本行款和版式为:九行行十五字,小注双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而赣州刻宋元明递修本则为:九行十二至十六字不等,小注双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而就宋刻赣州本书板而言,其行款则基本为九行十五字,明代补板的行款并没有严格按照宋版规制。上述两种版本系统,诸家书目详录者如下:

(1)《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云:“每半叶九行,行十五十四字不等,分注每行二十字,板心有刻工姓名”,“卷末列校对校勘诸人姓名,卷各不同”。

(2)《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云:“宋赣州州学刊大字本,九行,行十五至十六字,白口,左右双栏。”

(3)《藏园群书经眼录》云:“宋赣州州学刊元明递修本。半叶九行,行十三至十六字不等,注双行二十字。每卷后有左从政郎充赣州州学教授张之纲等校勘三行。卷中有弘治十八年重刊及正德元年补刊叶。”

(4)《藏园群书经眼录》云:“半叶九行,每行十五字,注双行二十五字(笔者注:当为二十字)”

(5)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云:“九行行十五字,注双行二十字,缝心上版记大小字数,卷第一末云州学司书萧鹏校对、乡贡进士李大成校勘、左从政郎充赣州州学教授张之纲覆校三行联书……缝心刻雕手。”

(6)《嘉业堂藏书志》云:“此宋刊本,半叶九行,行十五字。小注双行,行二十字。高七寸五分,广五寸八分,左右双边,口上注大字字数,下注刻工姓名。”

由此可见,诸家所藏或经眼的赣州本,其版本是不相同的,既有宋刻宋元递修本,如傅增湘、岛田翰(即皕宋楼藏本)、刘承干等,即属此种版本;又有宋刻宋元明递修本,如傅增湘、瞿镛等,则即属此种版本。

四、宋赣州本的刊刻年代及相关问题
关于宋赣州州学六臣注《文选》刻本的刊刻年代,存在着两种观点即北宋刻本和南宋刻本。持前种观点者如于敏中等编《天禄琳琅书目》认为属北宋时刻本云:“(前编甲本)在北宋刊印中亦为上品”[47],“此本(前编丁本)系北宋时刻版,印于南宋。而称为官书,则知为北宋官刻。”[48] 岛田翰亦认为:“其版或于汴时,修版至南渡后也。”[49] 王重民则附和其说云:“观其原叶字体,写刻颇浑厚,似有可能。”[50] 持后种观点者如杨守敬云:“盖南宋刻本。”[51] 缪荃孙云:“此书未知在南宋为何时,而其刻工张明、陈寿、严忠、金祖同见于宋孝宗时刻本《世说新语》矣,此亦干淳间刻也。”[52] 而陈澧《跋 〈文选〉 南宋赣州本》认为:“光宗讳惇字不缺,则孝宗时刻也。”[53] 李希圣亦认为:“书中凡孝宗以上讳皆缺笔,光宗讳惇则不缺,是孝宗时所刻也。”[54] 此外,吴昌绶根据避讳情况考定为 “绍兴以前刻本”[55]。今人杜信孚、漆身起《江西历代刻书》认为刻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56],傅刚则认为:“刻于南宋,较六家本为晚,亦从六家本来。”[57] 诸说均有值得商榷之处,兹加以辩正。

 

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池阳郡斋刻《文选》序云:“今是书流传于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训释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独李善淹贯该洽,号为精深,虽四明、赣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章句,可恨。” 赣上即指赣州,可证淳熙八年之前便已经有了赣州本的刊刻。又赣州本卷一末有 “左从政郎充赣州州学教授张之纲覆校” 衔名,考诸《宋史·地理志》云:“赣州,上。本虔州,南康郡,昭信军节度……(绍兴)二十三年改今名……县十:赣、虔化、兴国、信丰、雩都、会昌、瑞金、石城、安远、龙南。”[58] 可见赣州之名始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则是书当刻于此年之后。再者从刻工而言,蔡才、熊海、余彦、陈信等系南宋初年刻工,而张明、陈寿、严忠、金祖则为南宋孝宗时《世说新语》的刻工。孝宗即位于隆兴元年(1163),假定赣州本即刊刻于绍兴二十三年,则相距仅十年,绍兴年间参加赣州本刊刻的刻工完全有可能参加孝宗朝古籍的刊刻。此外从避讳的实际情况来看,各本并不一致,铁琴铜剑楼藏本 “弘”、“竟”、“让”、“征”、“敬”、“贞”、“玄”、“桓”、“殷” 皆缺笔而讳至 “桓” 字止,“讲”、“沟”、“慎” 均不讳;静嘉堂本讳至 “构” 字,而宝礼堂本则 “兼及慎字”。足见此本的刊刻是比较复杂的,并非单纯地刻于高宗绍兴年间或者孝宗朝,而是存在着重刻或补刻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讲,避讳情况的不同反映的正是版刻之间的因承关系。

 

铁琴铜剑楼藏本当属于南宋初年重刻本,其时南宋政权未定故于避讳较宽,所以在重刻本中未避高宗名讳。而其底本当在北宋时,上述已引及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的说法和岛田翰、王重民等人的推断。又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云:“赣州本,无刊版年月,宋讳避至桓字,亦为北宋所刊,即茶陵陈氏本所自出。铁琴铜剑楼瞿氏有之。”[59] 认为瞿氏藏本刻在北宋,不过稳妥的看法还是系南宋初年重刻本。根据史料,北宋时李善五臣注的合刻本便已经出现,如广都裴氏本,《天禄琳琅书目》著录,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根据韩国汉城大学图书馆藏奎章阁本六家注《文选》所载秀州州学谍文 “秀州州学今将监本《文选》逐段诠次,编入李善并五臣注,其引用经史及五家之书,并检元本出处,对勘写入”,还有一部秀州本,两本并为五臣在前李善在后的合刻六家注本。这说明北宋时已经比较广泛地刊刻李善五臣合注本《文选》,因此赣州本的底本能够在北宋即已得到刊刻并不是孤立的事实 [60]。但是这些刻本所据底本之一的五臣注本在版本上却存在着问题,奎章阁本附宋天圣四年(1026)沉严《五臣本后序》云:“二川、两浙,先有印本,模字大而部帙重,校本粗而舛脱伙……今平昌孟氏,好事者也。访精当之本,命博洽之士亟加考核,弥用刊正。” 说明当时的五臣注本雕版并不甚精审,不仅卷帙繁多而且校勘讹脱之误颇多,即便经平昌孟氏刊正之后恐怕依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可以从尤袤跋中看出。由此可以推断,北宋赣州本之底本的刊刻,由于五臣注本的此类问题,所以在南宋初年便需要重新校刻。检赣州本有 “州学司书萧鹏校对”、“乡贡进士李大成校勘”、“左迪功郎赣州石城尉主管学事权左司理萧倬”、“左迪功朗新昭州平乐县尉兼主簿严兴父”、“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县主簿李汝明” 等衔名题记,正说明主其刊刻之事者多为校对、校勘之人。所以说,赣州本的底本正应为北宋时雕造,而降至绍兴年间根据此书板重新加以校刻而成今世所传赣州刻本。关于卷末所列诸官衔名,《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云:“皆一时赣僚属,是此本赣州郡斋开雕者。”[61] 值得注意的是,题记中所谓的 “新 永州” 李汝明和 “新昭州” 严兴父两人,陈澧认为:“盖赣州人而新授官,故结衔皆称新也。”[62]

 

两宋《文选》的刊刻与当时的文化风气是分不开的,《宋史·选举志》云:“庆历四年(1044)诏曰……其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由是州郡奉诏兴学,而士有所劝矣。”[63]《文选》是当时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故北宋国子监亲自刊刻李善注本《文选》而以之为范本。同样在地方州学亦刊刻《文选》,比如秀州本、明州本等,既作为州学教育的教本,又可为州学科试服务。赣州本同样是具有这种功能的本子。从这个角度讲,两宋时期的《文选》的刊刻多属于官刻,多以校勘精审而著称,正如莫棠跋嘉业堂藏赣州本所云:“每卷末列校对校勘覆校衔名,知当时荟萃裙能,郑重枣木,非苟为已。”[64] 赣州本的开雕之地赣州,北宋时称之为虔州、南安军,自北宋中期以后学术文化教育比较昌盛发达,王安石《虔州学记》云:“庆历中,尝诏立学州县,虔亦应诏……又斥余财市田及书,以待学者,内外完善矣。” 又苏轼《南安军学记》云:“朝廷自庆历、熙宁、绍圣以来,三致意于学矣,虽荒服郡县必有学。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术之富,与闽蜀等……故南安之学,甲于江西。” 在这种文化背景和风气的濡染之下,使得《文选》的刊刻成为必然。降至南宋,赣州由于偏居江南而未遭兵燹之掠,故州学教育依然如故且有所发展,杨万里《赣县学记》即云:“异时将有磊落光显于朝,以名义闻天下者,其必赣之士也夫?” 这种政治上的稳定加之文化教育的持续发展,使得在南宋初年重新校刻《文选》成为可能。南宋州学本《文选》,根据书目著录,仅此赣州本和明州本,因此可以说很大程度上相当于监本的功能。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始有六臣注《文选》之目 [65],然其刊刻则在此前甚久,唯于版本无征而有谬说,如《四库全书总目》云:“盖南宋以来,偶与善注合刻。” 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甚则径谓 “则南宋本矣”。北宋时期便已经出现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的本子,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李善注开始受到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监本 “国子监准” 敕节文云:“五臣注《文选》传行已久,窃见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若许雕印,必大叚流布。欲乞差国子监说书官员校定详本后,抄写板本,更切对读后上板就三馆雕造。侯敕旨奉,敕宜依所奏施行。” 这样五臣注本自五代至北宋初期传行甚久的局面得到了改变 [66]。这种转变缘于北宋时期文人群体对于五臣注本的批评,苏轼最为激烈,《书谢瞻诗》云:“李善注《文选》,本于详备,极可喜。五臣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为胜善,亦谬矣。” 此外北宋中期以来的科举取士,李善注本得到极大的重视,而五臣本大概仍有其价值,于是便出现了合注本的刊刻,如秀州本、裴氏本等。

李善五臣合刻的情况分为两种,一种是五臣在前李善在后的六家注本,一种是李善在前五臣在后的六臣注本。根据《文选》版刻史料,以五臣居首的六家注本或五臣注本与李善注居首的六臣注本或李善注本的传播境遇是存在着差别的,北宋至南宋初年所刻五臣注、六家注本《文选》有秀州本、裴氏本、二川本、两浙本、孟氏本、钟家刻本等,版本较多,说明五臣注虽遭斥责,而仍在李善注之上。但自南宋以降,六家注本便鲜有刊刻或重刻,仅存有一部明州本残本,系以北宋秀州本为底本重刻。五臣注本也仅有一部陈八郎刻本,此后便再也没有刻过。而赣州本则成为了后世刊刻的祖本,南宋中期以后的建阳刊本即以此本为底本重新校刻。入元之后,茶陵陈仁子以此本为底本刊刻《增补六臣注文选》,即《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云的 “茶陵陈氏本所自出”,由此而衍生出诸多六臣注本《文选》,如明潘惟时潘惟德刻本、崔孔昕刻本、清平山堂本等。这实际上反映了在传播过程中两种注本系统所存在的一种紧张关系,即李善注和五臣注孰为主次的问题 [67]。不过版本纷呈的李善注本和六臣注本已经证明李善注在南宋以来取得了绝对性的主导地位,这种地位即便在学风比较空疏的元明两朝都没有得到改变,反而成为匡正补救卑弱肤廓学风的需要。因为自唐李匡乂《资暇集》指摘五臣注之陋肇其端,经宋苏轼、姚宽、王楙以至《四库全书总目》批评之声一直不断,所以六家注本乃至五臣注本便悄悄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总之,赣州本在《文选》版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版本地位和价值,王秉恩即曾云:“兹以此本与尤刻原本契勘,同异甚多,一一标出,必可互相印证,决疑祛惑,且有浮于尤顾考异外者。”[68] 此本不但具有校价值,而且对于考察《文选》刊刻与当时学术风气的关系提供了文本参照。

五、结论
综上,本文得出了以下几个论断:

(一)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著录为明弘治十八年刻本的六臣注《文选》显误,当订正为宋赣州州学刻宋元明递修本。

(二)宋赣州州学刻本《文选》迭经名家收藏,其递藏源流颇为复杂。

(三)宋刻赣州本是在北宋时所刻底本的基础上重新加以校刻而成,刊刻时间当在绍兴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之间。南宋孝宗以后又进行了补刻,并经元明递修。(四)赣州本六臣注《文选》是当时州郡学校的科试教育范本,一定程度上起着 “监本” 的功能。

(五)六家注本和六臣注本的传播境遇存在着差别,自南宋后以李善注为宗的六臣注本占据了主导地位。

(原载《国学研究》第二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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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①] 清华大学图书馆编《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6 页。

[②] 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台北明文书局 1990 年版,第 228-229 页。

[③] 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4 页。

[④]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472 页。

[⑤] 岛田翰《汉籍善本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80 页。

[⑥] 杨士奇《东里续集》,影印文渊阁本,第 1238 册第 603 页。

[⑦] 彭元瑞等编《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322 页。

[⑧] 于敏中等编《天禄琳琅书目》,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56 页。

[⑨] 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5 页。

[⑩]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640 页。

[1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686 页。

[12]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载《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华书局 1990 版,第 354 页。

[13] 王秉恩《宋赣州本文选跋》,载《学海》月刊第二卷第二册二月号,1945 年,第 49 页。

[14] 于敏中等编《天禄琳琅书目》,第 56 页。

[15] 于敏中等编《天禄琳琅书目》,第 59 页。

[16] 于敏中等编《天禄琳琅书目》,第 60 页。

[17] 于敏中等编《天禄琳琅书目》,第 61 页。

[18] 王秉恩《宋赣州本文选跋》,第 49 页。

[19] 于敏中等编《天禄琳琅书目》,第 57 页。

[20] 于敏中等编《天禄琳琅书目》,第 57 页。

[21]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263 页。

[22] 岛田翰《汉籍善本考》,第 379-389 页。

[23] 斯波六郎《文选诸本研究》,载《文选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9 页。

[24] 参见《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18 页。

[25]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第 354 页。

[26]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第 353 页。

[27] 缪荃孙《艺风藏书再续记》,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中华书局年 1993 年版,第 363 页。

[28] 缪荃孙《艺风藏书再续记》,第 364 页。

[29] 刘承干编《嘉业堂善本书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05-406 页。

[30] 缪荃孙、吴昌绶、董康《嘉业堂藏书志》,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25 页。

[31] 叶德辉《书林清话》,古籍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6 页。

[32] 叶德辉《郋园读书志》,第 228-229 页。

[33] 张景栻《宋刊通鉴总类》,载《藏书家》第 1 辑,第 64 页。

[34] 王懿荣《天壤阁杂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1 页。

[35] 王文进《文禄堂书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0 页。

[36] 王秉恩《宋赣州本文选跋》,第 49 页。

[37] 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第 4 页。

[38]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 1472 页。

[39] “国立” 故宫博物院编《“国立” 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1977 年版,第 168 页。

[40] “国立” 故宫博物院编《“国立” 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第 169 页。

[41] 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809-1810 页。

[42] 李盛铎《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44 页。

[43] 董康《书舶庸谭》,载《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二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0 页。

[44]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29 页。

[45] 缪荃孙、吴昌绶、董康《嘉业堂藏书志》,第 1126 页。

[46] 江标《宋元本行格表》,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16 页。

[47] 于敏中等编《天禄琳琅书目》,第 56 页。

[48] 于敏中等编《天禄琳琅书目》,第 61 页。

[49] 岛田翰《汉籍善本考》,第 381 页。

[50]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 429 页。

[51]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载《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十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3 页。

[52] 缪荃孙《艺风藏书再续记》,第 364 页。

[53] 陈澧《东塾集》卷第四,《续修四库全书》本,第 1537 册第 287 页。

[54] 李希圣《雁影斋题跋》(一),载《船山学报》1933 年第 2 期,第 1 页。

[55] 缪荃孙、吴昌绶、董康《嘉业堂藏书志》,第 1126 页。

[56] 参见杜信孚、漆身起《江西历代刻书》,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 页。

[57] 傅刚《文选版本研究》,第 179 页。

[58]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2189-2190 页。

[59] 张元济《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第 735 页。

[60] 日本学者斯波六郎认为:“赣州本,为现存李善五臣注本中最古者,但此本决非本于单行李善注本和单行五臣注本而成,只是据五臣李善注本,将李善和五臣的顺序互易而已。”(《文选索引》,第 11 页)其观点虽然值得检讨,但却反映了六臣注本能够得以在北宋刊刻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北宋既然已经存在多种版本的六家注本,那么六臣注本也应该会有刊刻,它们之间可能只是顺序互易的问题。

[61] 彭元瑞等编《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第 322 页。

[62] 陈澧《东塾集》,第 287 页。

[63] 元脱脱等撰《宋史》,第 3658-3659 页。

[64] 刘承干编《嘉业堂善本书影》,第 405 页。

[65]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414 页。

[66] 根据奎章阁本《文选》所引沉严序以及清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文选序》云:“《文选》于孟蜀时,毋昭裔已为镂板,载《五代史补》。然其所刻何本,不可考也。宋代大都盛行五臣,又并善为六臣。” 五臣本在五代和北宋初期是比较盛行的,学界一般认为毋昭裔刻本即五臣注本。

[67] 杨守敬曾比较了赣州本和袁褧覆刻裴氏本善注和五臣注的详略关系,指出:“其善注往往较袁本为备,盖袁本以五臣为主,故于善注多削其繁文。此以善注为主,故于五臣多删其枝叶也。”(《日本访书志》,第 105 页)

[68] 王秉恩《宋赣州本文选跋》,第 50 页。